宁波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条例
浙江省宁波市人大常委会
宁波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条例
（2011年8月31日宁波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2011年11月25日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预防和依法处置医疗纠纷，保护患者、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医疗秩序，保障医疗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工作，适用本条例。本条例所称医疗纠纷，是指医疗机构和患方之间因诊疗、护理等医疗活动引发的争议。
第三条 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应当遵循预防为主、依法处置、公平公正、及时便民的原则。
第四条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工作协调机制，督促有关部门依法预防与处置医疗纠纷，协调解决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指导、监督医疗机构做好医疗纠纷的预防与处置工作。
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指导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
公安机关负责维护医疗机构治安秩序，并对医疗机构内部治安保卫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
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负责监督管理医疗责任保险工作。
第五条 患方所在单位和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应当配合做好医疗纠纷的处置工作。
第六条 市和县（市）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医疗纠纷的人民调解工作。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应当遵循自愿、合法、平等原则，尊重当事人的权利。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医疗纠纷不收取费用，调解工作经费由本级人民政府保障。
第七条 公立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国家、省和本市有关规定参加医疗责任保险。鼓励其他医疗机构自愿参加医疗责任保险。
参加医疗责任保险的医疗机构，其医疗责任保险费从医疗机构业务费中列支。
第八条 承担医疗责任保险的保险机构可以按照保本微利的原则，合理厘定保险费率，并根据不同医疗机构历年医疗纠纷发生情况，实施差异费率浮动机制。
第九条 新闻媒体应当发挥新闻舆论的宣传、引导、监督作用，倡导建立文明、和谐的医患关系，推动医疗纠纷的有效预防和依法处置。
第二章 预防与处理
第十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医疗机构执业行为的监督管理，督促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保障医疗安全，维护患者权益。
医疗卫生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应当加强医疗卫生行业自律，促进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诚信执业。
第十一条 医疗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医疗质量监控和评价、医疗安全目标责任等制度，完善医疗质量管理体系，提高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保障医疗安全。
第十二条 医疗机构应当对医务人员进行医疗安全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有关诊疗、护理规范的培训和医疗服务职业道德教育，增强医务人员的医疗安全法律意识，促进医疗文明。
医疗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医务人员违法违规行为公示和责任追究制度，督促医务人员依法执业。
第十三条 医疗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医患沟通制度，设置专用接待场所，配备专（兼）职人员，接受患方的咨询和投诉，耐心听取患方对医疗服务的意见，及时解答和处理有关问题。
患方对医疗机构的解答和处理不满意的，有权向卫生行政部门投诉。卫生行政部门受理投诉后，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及时告知当事人。
第十四条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尊重患者对病情、诊断、治疗的知情权和隐私权。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要求书写和妥善保管病历资料。患者有权查阅、复制门诊病历、住院志、医嘱单、检验检查报告、手术及麻醉记录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等病历资料。医疗机构应当依法如实提供有关病历资料，不得隐匿或者拒绝，不得伪造、篡改或者违规销毁。
未经患者本人同意，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无合法理由不得公开患者病情。
第十五条 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
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
第十六条 医疗机构应当公开医疗收费的明细项目，按照规定收取医疗费用。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因病施治、合理用药，不得违反诊疗规范对患者实施不必要的检查。
第十七条 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应当遵守诊疗、护理规范，遵守职业道德，树立敬业精神，关心、爱护、尊重和平等对待患者。
患者及其亲属应当如实向医务人员陈述病情，配合医务人员开展医疗活动，并按时支付医疗费用；发生医疗纠纷后，应当通过合法途径表达意见和要求。
第十八条 医疗机构应当制定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置预案，并报卫生行政部门和公安机关备案。
第十九条 医疗纠纷发生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依照医疗纠纷处置预案的规定及时报告，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或者减轻对患者身体健康的损害，防止损害扩大。
卫生行政部门接到医疗纠纷报告后，应当责令医疗机构立即采取必要的救治措施；必要时，应当派人赶赴现场，指导、协调处置工作，引导医患双方依法妥善解决医疗纠纷。
第二十条 医疗机构、患方应当结合医疗纠纷实际情况，依照下列规定进行处置：
（一）在医患双方在场的情况下，依照有关规定共同对现场实物和相关病历资料进行封存和启封；
（二）就引发纠纷的医疗活动，由医疗机构组织专家会诊或者讨论，并将会诊或者讨论的意见告知患方；
（三）医疗机构应当告知患方解决医疗纠纷的途径和程序，并答复患方的咨询和疑问；
（四）患者在医疗机构内死亡的，医疗机构应当告知其亲属按规定将尸体移放太平间或者殡仪馆；不能确定死因或者医患双方对死因有异议的，应当告知其亲属可按规定进行尸检；
（五）配合卫生行政部门、公安机关、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保险机构等做好调查取证工作；
（六）医疗纠纷处置完毕后，医疗机构应当及时向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处理结果。
第二十一条 因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和其他医疗用品的缺陷，或者输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患者可以向医疗机构索赔，也可以向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索赔。患者向医疗机构索赔的，医疗机构赔偿后，有权向负有责任的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追偿。
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经劝阻无效的，医疗机构应当立即向所在地公安机关报警：
（一）聚众占据医疗、办公场所，在医疗机构内拉横幅、设灵堂、贴标语，或者拒不将尸体移放太平间或殡仪馆；
（二）阻碍医务人员依法执业，侮辱、威胁、殴打医务人员或者限制其人身自由，干扰医务人员正常工作、生活；
（三）故意损坏或者窃取、抢夺医疗机构的设施设备等财产或者病历、档案等重要资料；
（四）其他严重影响医疗工作秩序的行为。
第二十三条 公安机关接到医疗纠纷报警后，应当依照下列规定进行处置：
（一）及时组织警力赶赴现场；
（二）开展教育疏导，制止过激行为，维护正常的医疗工作秩序；
（三）患方拒不将尸体移放太平间或者殡仪馆的，现场处置民警应当责令移放，并依法予以处置；
（四）依法处置现场发生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保护当事人的人身、财产安全。
第三章 协商与调解
第二十四条 医疗纠纷发生后，医疗机构和患方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解决纠纷：
（一）双方自愿协商；
（二）向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
（三）向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医疗事故争议处理；
（四）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五条 医疗机构和患方协商解决医疗纠纷，应当在专用接待场所进行，由双方各自确定不超过五名代表参加。医患双方协商一致的，应当签署协商协议书。
第二十六条 医疗纠纷索赔金额一万元以上（不含一万元）的，已参加医疗责任保险的医疗机构应当及时通知保险机构参与医疗纠纷的协商处理。
保险机构参与医疗纠纷协商处理，应当在其专用接待场所进行。
第二十七条 承担医疗责任保险的保险机构应当设立医疗纠纷协商理赔部门，按照有关规定承担医疗纠纷的调查、评估、协商、赔付等具体事务。
保险机构参与协商处理医疗纠纷，应当自收齐有关材料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医患双方初步调查结果和赔偿意见，并做好解释答复工作。
医患双方认可调查结果和赔偿意见的，应当签署协商协议书；对调查结果或者赔偿意见有异议，协商不成的，可以向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出调解申请，也可以通过其他合法途径解决医疗纠纷。
第二十八条 市和县（市）区司法行政部门会同卫生等有关部门根据人民调解的有关法律规定，指导当地有关社会团体、组织设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由委员三至九人组成，设主任一人，必要时，可以设副主任若干人。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员由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和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聘任的人员担任。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员应当为人公道、品行良好，具有医疗、法律、保险专业知识和调解工作经验，并热心人民调解工作。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可以吸收公道正派、热心调解、群众认可的社会人士参与调解，并建立由医学、法律等相关专业人员组成的专家库，为医疗纠纷的调查、评估和调解提供咨询。
第二十九条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承担下列工作职责：
（一）调解医疗纠纷；
（二）根据医疗纠纷处置需要，派员赶赴现场，做好教育疏导工作，受理医疗纠纷调解申请；
（三）接待各方咨询，引导依法处置医疗纠纷；
（四）向司法行政、卫生等部门和有关社会组织报告医疗纠纷调解情况；
（五）分析医疗纠纷发生的原因，向医疗机构、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医疗纠纷防范意见和建议；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在承担工作职责过程中，应当坚持公平公正、及时便民、耐心细致、廉洁自律，接受医患双方的监督和有关部门、组织的监管、考核。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建立调解工作制度，规范调解工作流程，并将工作制度、工作流程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组成人员予以公示，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
第三十条 当事人申请调解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自收到医疗纠纷调解申请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调解申请予以受理并通知当事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也可以主动调解，但当事人一方明确拒绝调解的，不得调解。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调解申请后，应当告知双方当事人在调解活动中享有的权利和履行的义务。
司法行政部门应当鼓励和支持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服务机构及其执业人员，为确有困难的患方提供医疗纠纷处置方面的法律援助。
第三十一条 医疗纠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终止调解：
（一）一方当事人已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
（二）一方当事人已向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医疗事故争议处理的；
（三）一方当事人拒绝调解的；
（四）已经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并达成调解协议，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约定义务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不予受理或者终止调解的，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
第三十二条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医疗纠纷调解申请后，可以由当事人选择一名或者数名人民调解员进行调解，也可以指定一名或者数名人民调解员进行调解。
第三十三条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医疗纠纷，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陈述，并可以根据需要组织调查、核实、评估、论证等活动，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提出纠纷解决方案，促使双方当事人平等协商、互谅互让，帮助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患方对参加医疗责任保险的医疗机构索赔金额一万元以上（不含一万元）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通知保险机构参加。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应当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专用接待场所进行。
第三十四条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自受理调解申请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调解终结。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调解期限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双方当事人可以约定延长的期限；超过约定期限仍未达成调解协议的，视为调解不成，应当终止调解，并告知当事人可以依法通过行政、诉讼等途径处理和解决医疗纠纷。调解期限不包含医疗损害鉴定或者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时间。
第三十五条 医疗纠纷经调解达成协议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制作调解协议书。调解协议书由双方当事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经调解员签名并加盖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之日起生效。
调解协议书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
调解协议达成后，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的，可以依照人民调解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第三十六条 医疗纠纷协商和调解过程中，保险机构协商理赔部门工作人员和人民调解员需要查阅病历资料，或者向有关单位和人员咨询、询问、核实有关资料和情况的，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当给予配合和协助；需要进行医疗损害鉴定或者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由当事人委托有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索赔金额十万元以上（含十万元）的，应当进行医疗损害鉴定或者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第三十七条 医疗纠纷发生后，当事人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医疗事故争议处理申请的，依照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八条 承担医疗责任保险的保险机构应当将协商协议书、人民调解协议书、人民法院生效调解书或者判决书作为医疗责任保险理赔的依据，在保险合同约定的责任范围内进行赔偿，并及时支付赔偿金。
第三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卫生、公安、司法行政等部门和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医疗纠纷协商、调解和处理过程中，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规定随意承诺赔偿或者给予赔偿。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有关法律、法规已有处理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履行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置工作职责，或者有侵害患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扰乱医疗机构正常工作秩序，侵害当事人及其他人合法权益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保险机构协商理赔部门工作人员和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员在医疗纠纷协商、调解过程中违反法律、法规和医疗纠纷处置工作规则的，由有权机关和组织或者所在单位依法处理。
第四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在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工作中，违反本条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权机关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接到医疗纠纷报告、报警后，未及时采取相关处置措施的；
（二）在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置过程中，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的；
（三）在医疗纠纷协商、调解、处理等过程中违反规定随意承诺赔偿或者给予赔偿的；
（四）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2012年3月1日起施行。2007年12月12日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宁波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试论我党四代领导人的民主法治思想
洪碧华
【内容摘要】为纪念中共成立90周年，回顾党的光辉历程，歌颂党的丰功伟绩，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永保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文章对党的四代中央领导人的民主法治思想进行探析，目的在于发扬优良传统、总结经验教训，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关键词】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民主法治思想
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笔者对四代领导人的民主法治建设思想及治国方略进行探析。党的四代领导人的民主法制思想具有继承性和创造性，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从毛泽东提出的“主权在民”到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从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到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充分说明了四代领导人都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现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是对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从“人治”向“法治”转变，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艰难决择；从“法制”到“法治”，一字之差，却走了20年历程，这是一次伟大的观念变革和理论创新。邓小平的法制思想中虽然没有提到“法治”二字，却为江泽民的依法治国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四代领导人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他们所发挥的作用也不一样。毛泽东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邓小平让中国人民富起来了，江泽民和胡锦涛让中国人民强起来了。
一、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的民主法制思想
俗话说：“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1945年，民主人士黄炎培问过毛主席：“共产党能否走出历代封建王朝兴衰的周期率？”毛泽东主席答说：我们是人民的政府，跟剥削阶级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群众是国家主人，不存在周期率的问题。毛泽东强调以民为本、以民为重，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党人的宗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国家实行的是高度的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国家各项事务。当时的民主法制建设虽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也走过不少弯路，历经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法制初创阶段。主要靠政策、靠群众运动，而不是靠法律。毛泽东说过：“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二是法制停滞时期。法制得不到重视，立法司法工作处理停滞状态。三是“文革”十年。“砸烂公检法”成立保卫组，民主法制遭受破坏。这跟毛泽东晚年的指导思想有关，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只重视法制的政治职能，轻视法制的经济和社会职能，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法制思想仅仅限制在对敌斗争、打击犯罪和巩固政权的狭小空间内。在领导方式上，没有摆脱传统的“人治”思想束缚，把法制仅仅当作法律制度，当作一种统治手段，而不是民主的法律化、制度化。
当然，毛泽东同志也有重视法制建设的闪光点，主要体现在：（一）1912年，毛泽东写下《商鞅徙木立信论》，崇尚法家的变法思想。文中从“良法”论及法的作用，论及民众与法律的关系，强调立法执法要取信于民，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二）1937年，红军干部黄克功因向陕北抗大学生刘茜逼婚不成，开枪打死刘茜，造成极坏的影响。毛泽东在给经办法官雷经天的回信中，主张依法惩处，“不杀黄克功，就不以教育党。”该案倡导边区司法的平等与正义精神，体现了人民司法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被李公朴称赞为“将来的新中国建立法律的好榜样。”（三）1953年，面对新中国第一大案（刘青山、张子善案件）。为了惩治腐败，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密切党群关系，毛泽东也是极力主张依法枪决。挥泪斩杀这两个贪污犯，整整教育了一代共产党人。此后几十年，贪污受贿几乎消声匿迹。（四）主持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即1954年宪法）。毛泽东说：“这个宪法草案，看样子是得人心的”。它充分发扬了社会主义民主，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是国家的总章程、是根本大法，对新中国的立法起了重大影响。在立宪过程中，毛泽东阅读了不少中外宪法书籍，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一系列法律思想。如：宪法是根本大法，是“必须实行的”、“搞宪法是搞科学”、制定法律要总结历史经验。这部宪法，“使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道路可走”。
二、党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同志的民主法制思想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早就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绘制宏伟的蓝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开始拨乱反正，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得到恢复和迅速发展，并逐步走上正轨。邓小平重视民主法制建设自有其主客观原因。主观上，邓小平几经浮沉，“文革”中受到冲击，深受无法无天的危害，深感依法办事的重要；客观上，我国正在进行改革开放，搞经济建设离不开法制，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法制经济，需要法制来规范、保障、引导和制约。邓小平的民主法制思想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和科技等方面，内容丰富，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实行“两手抓”，即“一手抓建设和改革，一手抓法制”。1978年，邓小平讲到：“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又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著名观点。还精辟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在这一重要思想指导下，1982年宪法作出庄严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法律的地位和权威通过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确认与保障。
2、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实行“严打”和开展反腐败斗争，“反腐败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一些”。邓小平同志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不同时期，从多方面多角度对法制进行论述，极大地指导和推动我国法制建设的向前发展，为我国实行法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概括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强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民主法制思想，尤其是1958年董必武同志提出的“依法办事”思想，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全过程概括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六个字。有法可依是前提，有法必依是关键，执法必严是重要条件，违法必究是保障。他认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是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所以要强调反对封建特权思想，这对于在封建残余影响至深的中国搞法治，是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此外，邓小平同志还强调法制建设要从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要用法律措施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制止动乱；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党的领导决定着社会主义民主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发展民主应立足于制度建设，要通过改革，克服“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死刑不能废除”；把“一国两制”的构想法律化。
三、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同志的民主法治思想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把实行法治作为我党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和重要目标。在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又提出：“以德治国；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1996年，江泽民同志指出：“实行法治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此后，依法治国被载入党章和宪法。
江泽民同志的民主法治思想可概括为以下六大方面：
1、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法理学的理论创新、法律的制度创新提供了科学范式。
2、提出没有民主和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把法治国家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
3、进一步阐明了党与法治的关系，强调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又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能以党代政，也绝不能以党代法，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必须依法执政。我们执政党队伍庞大，若不从严治党，6800万党员确实难于管好。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加强党的建设，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约机制，认真贯彻治国方略，在继续加强法治建设的同时，不断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水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加强诚信教育，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做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一起抓。把我国建设成为民主、文明、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4、与时俱进，既讲政治又讲法治。强调“只有讲政治，才能……把国家的法律法规，贯彻到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中去，防止和排除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的干扰，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
5、完成了从“法制”向“法治”的过渡，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和奋斗目标，全面揭示了依法治国的本质，阐述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内容，强调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6、提出并阐述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依法治国属于政治文明，以德治国属于精神文明，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协调发展。
关于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二者都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手段。历史上有过“无为而治”、“人治”、“法治”、“德治”等。强调德治，能够使人们树立道德风尚，净化社会风气。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性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觉悟。很难想象，在一个道德堕落的社会里能建成真正的法治国家，失去道德基础的法律必将导致专制。封建社会曾提出“明德慎刑”和“德主刑辅”；现阶段应该实行“法德并举”，法治为主，德治为辅。
首先，法治是实施德治的重要保障，凡是法律所禁止的必然是道德所谴责的，凡是法律所允许的必然是道德所赞成的。道德原则可以上升为法律规范，如合同法中“自由、平等、诚实原则”，婚姻法中夫妻忠实的义务。法律体现社会公德，严格依法办事必然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其次，德治是法治的基础。法律若失去道德基础，就会蜕变成为立法者的任意专横。德治为法治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违法犯罪分子大都是思想堕落和道德败坏的。因此，必须加强道德教育，提高公民道德水平，使法治的实施有个可靠的思想保证。
四、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同志的民主法治思想
社会在向前发展，理论也在不断创新。党的十六大以来，在民主法治建设领域出现一些新概念。如：政治文明、依法执政、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和谐司法及私有财产权。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形成了人本法律观、和谐法治观、依法执政观、法治理念观等。
（一）人本法律观
2002年，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宪法实施20周年大会上指出：实行依法治国首先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二）和谐法治观
200 5年2月，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胡锦涛同志把和谐社会的特征概括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民主法治位居构建和谐社会特征之首，是经济社会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其他六大特征是一个整体，互相联系、互相促进。其中，民主法治居首，影响、保障着其他特征的发展。和谐社会首先是个民主法治社会，加强民主法治建设的目标是构建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体现，是和谐社会的制度之本。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人民才能真正当家作主，依法行使民主权力，为社会提供力量之源，使社会充满生机活力。国泰于法正，民安于律清。只有用法律手段治国理政，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人人严格依法办事，经济社会发展才有保障，社会才能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民主法治像红线一样，把和谐社会其他特征都串了起来。当然，法律不是万能的，要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法治以特有的规范性、稳定性和强制性，发挥着规范、保护、惩处、引导等方面的功能，调节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平衡利益关系，法治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是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纠纷、减少社会震动的“减震器”。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需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和为贵，构建大调解格局。
2005年9月4日，胡锦涛同志在会见世界法律大会代表时指出：“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法治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人与人的和谐相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国家与国家的和平相处，都需要法治加以规范和维护”。
（三） 依法执政观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作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时提出，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决定》郑重指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这是我党在总结执政经验和法治建设经验，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依法治国的客观需要作出的一个战略性论断。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依法执政，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四）法治理念观
2005年11月，胡锦涛提出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同年12月5日，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法委向全体政法干警部署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这是加强政法队伍思想政治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从根本上解决政法机关权从何来、为谁掌权、为谁执法、如何执法等重大问题。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继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它们之间存在着逻辑联系。
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全面深刻地阐述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问题，指出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弘扬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2007年10月15日，党的十七大报告特别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
2007年12月25日，胡锦涛同志在同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代表和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时，进一步提出：“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在全社会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重视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依法治国为核心内容，以执法为民为本质要求，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以服务大局为重要使命，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2007年底，党中央进一步提出要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三个至上”的提出，标志着我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律，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以法治保障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更加全面的把握。
2008年，在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胡锦涛提出:要坚持民主法治、以人为本、求真务实、清政廉洁，干干净净为国家和人民工作。
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不断锻造法治的内在品质，实在比盖大楼、造法条重要得多。建设法治国家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发达国家法治发展的经验表面，从制定较为完备的立法到全社会形成法治的习惯和传统，一般要经过50到100年的努力。还有一种说法，即在一个国家司法考试制度实行50年以后，法治社会才会逐渐形成。
总之，新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凝聚着四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巨大的政治勇气、理论智慧和不懈探索实践的心血。其间虽有曲折和坎坷，但最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治地位和法律权威得到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全面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新中国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努力，坚持“三个至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方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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