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城市建设管理条例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吉林省城市建设管理条例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1986年2月21日吉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规划管理
第三章 城市用地管理
第四章 工程建设管理
第五章 市政公用设施管理
第六章 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
第七章 园林绿地管理
第八章 奖励与处罚
第九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的规划、建设与管理，保证城市建设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有关法律规定，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城市，是指国家行政区域划分设立的市、镇及独立工矿区。
第三条 所有城市必须按照统一规划、统一计划、统一开发、统一管理的方针进行建设和改造。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切实加强对城市建设工作的领导。各级城乡建设管理机构是各该级人民政府负责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主管部门。
第五条 本条例适用于在城市规划区内从事建设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第二章 规划管理
第六条 城市要按国家规定制定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是一定时期内城市发展的计划和各项建设的综合部署，是建设城市和管理城市的依据。
第七条 城市总体规划在城市人民政府领导下，由城市规划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制定。
城市规划主管部门根据已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制定城市详细规划。
第八条 城市规划的审批权限：长春市的总体规划由省人民政府审查，报国务院批准；其他市的总体规划由市、州人民政府或地区行政公署审查，报省人民政府批准；镇和独立工矿区的总体规划由县（市）人民政府审查，市、州人民政府或地区行政公署批准，报省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厅
备案。
各级人民政府编制的城市总体规划，在上报审批前，必须提交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审议。
城市的详细规划由市、县人民政府批准，报省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厅备案。
第九条 城市总体规划一经批准，必须严格执行，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城市人民政府认为确需修改时，必须提交该城市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审议后，报请原批准机关同意。已批准的城市规划要分期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本着先地下、后地上的建设程序，进
行城市的综合开发和配套建设。
城市人民政府应定期检查城市总体规划的实施情况，县级以下（含县级）城市每三年、省辖市每五年向该城市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和批准机关做出报告。
第十条 城市规划区内的各项建设活动，由城市规划主管部门实行统一规划和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必须服从。
城市人民政府、城市规划部门确定改建的街区、地段和需要动迁的房屋、建筑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必须服从改建规划和动迁决定。在已确定五年内改建的街区、地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行与改建相抵触的建设活动，不得在改建和动迁期间迁入单位、住户及人口。
第三章 城市用地管理
第十一条 经批准的城市规划区内的一切土地均为城市用地。城市规划部门负责规划管理；房地产管理部门负责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的地政管理。
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征用集体所有的土地，必须持按国家规定程序批准的建设计划、设计任务书和有关证明文件，向城市规划主管部门提出建设用地的申请，由城市规划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其用地位置、面积和范围。征用集体
所有的土地，按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规定办理征地手续。
第十三条 因建设使用城市规划区内的国有土地和已征用的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均须持城市规划主管部门批准的建设用地许可证到房地产管理部门登记，核发国有土地使用证。外籍人员、华侨和港澳同胞、台湾同胞使用城市土地，按国务院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四条 城市规划区内的菜田原则上不得占用。必须占用时，须按《吉林省土地管理暂行条例》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规定办理。
第十五条 临时使用国家所有的土地或临时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必须向城市规划主管部门提出临时用地的申请，经审查批准发给临时用地许可证后，方可使用。临时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还须征得土地管理机关同意。
临时用地内不得修建永久性建筑物。临时使用土地的期限不得超过两年。
第十六条 经批准征用、拨用的土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征、拒拨，不得在规定的补偿标准外提出任何附加条件。
对征用、拨用土地内的违章建筑，不予补偿。
第十七条 已征用、拨用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用地单位和个人只准按批准的用途使用，不准自行交换、转让、出租或出卖。
征用、拨用后闲置两年以上和取得临时用地许可之日起闲置超过三个月不使用的土地，由城市规划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吊销其用地许可证。
第十八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采掘砂、石、土，其采掘地点、范围及方式，均须经城市规划主管部门批准（文物、古迹保护区须经文化部门同意，通航河段设计最高通航水位以内，须经城市规划主管部门同意，由航道管理部门批准），并按规定缴纳资源管理费。进行爆破作业，须经公安
部门批准。
第四章 工程建设管理
第十九条 城市各项建设工程，必须持城市规划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和建设用地许可证，由城市规划主管部门现场定线后，方准施工。
第二十条 凡未经城市规划主管部门批准，擅自施工的一切建筑和工程设施，均属非法建筑；凡未按批准证件施工的一切建筑和工程设施，均属违章建筑。
第二十一条 经批准的临时性建筑，国家需要时应无条件拆除。
第二十二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地形、水文、地质等勘测工作，必须经城市规划主管部门批准。勘测成果送城市建设档案管理部门统一归档。各项建设和勘测工程，都要采用城市的统一坐标系统和高程系统。
第五章 市政公用设施管理
第二十三条 城市的道路、桥梁、隧道、排水管渠（包括检查井、雨水井、出水口等），防洪堤坝、路灯、路牌等市政设施；城市水源、给水、煤气、热力、公共汽车、电车等公用设施；公共厕所、垃圾箱、粪便垃圾无害化处理场等环境卫生设施；测量标志和消防、人防、邮电、电力
、交通、气象等设施，以及河道、水塘、水库，都必须严加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损坏、移动或擅自占用。
第二十四条 城市的主干道、次干道、区间道路及街港道路，必须经常保护畅通，人行道必须保证行人正常通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任意开挖或占用，不得做货物堆场或作业场地。
第二十五条 任何施工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城市道路路面上搅拌混凝土、砂浆。不得将混凝土、砂浆倒入排水管渠及其附属设施。
施工单位要边施工边清除垃圾、残土。工程完工后，必须在限期内拆除暂设工程，做到地平场净。
第二十六条 因施工或其他原因需要挖掘城市道路时，必须经城市建设管理部门批准，并交纳挖道费和复原费。施工期间必须设立安全标志。工程结束后，城市建设管理部门要及时将道路修复。
第二十七条 各种机动车辆要在指定地点停放，不得停放在人行道上。集中检查机动车试刹车，必须在指定的路段进行。
禁止履带车辆通过沥青路面。如确需通过时，必须采取防护措施，保证路面不受损坏。超过路面、桥涵负荷能力的车辆通过道路、桥涵时，须经城市建设管理部门批准，并按规定采取安全保护措施。
第二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地下管线（包括给水、排水、煤气、热力、电力、电讯等管线）上部建房、堆放物资和进行非管线施工的挖土、爆破作业。未经城市建设管理部门批准，不得擅自拆除、改装、接引、堵塞城市的各项公用管线。
第二十九条 工业废水经过处理，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后，方可排入城市排水管渠，并按规定缴纳排水设施使用费。严禁向城市排水管渠排放腐蚀危害排水设施的污水、废水和有毒有害气体。
第三十条 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水源卫生防护和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保护城市水源，防止污染。
第六章 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
第三十一条 城市的建筑物和各种设施要保持完好、整洁。严禁在街道两侧挖坑取土、挖掘菜窖、开荒种地等。不准在临街搭设有碍市容观瞻、妨碍交通的门斗、棚厦、板障、畜禽圈等。主要街道的临街阳台，不准擅自改装或乱堆、乱放、乱挂物品。
城市户外广告的设置、张贴，要经过广告管理部门和城建主管部门批准，不得妨碍交通、影响市容观瞻。
第三十二条 临街施工的建设工程，必须采取围圈等防护措施，做到文明施工，保持市容整洁，确保交通安全。
第三十三条 商业厨窗、牌匾、壁画和经批准设立的宣传画廊（包括板报）、邮亭、售货亭、交通设施要保持整洁。
各种售货摊床、售货亭，必须按照城市规划管理部门指定的位置摆设。未经批准不得擅自移动和改建，并要保持环境卫生。对有碍市容观瞻的一切设施，城市建设管理部门有权责令其更换或拆除。
城市集市贸易市场的设置，由当地政府纳入城市建设规划。在露天市场建永久性或临时性建筑，按本条例第四章规定办理手续。市场内要做到无垃圾、无杂物、无积水、无臭味，摊位整齐，摊床清洁。
第三十四条 城市内单位和居民必须搞好所在地或居住地的环境卫生，不得乱倒污水、垃圾、粪便，不得乱扔动物尸体。
居民要按指定的时间、地点倾倒垃圾。
单位的生产垃圾（包括建筑垃圾、营业垃圾）和生活垃圾要自行清运到指定的垃圾场地。
城市主要道路由环境卫生部门负责清扫。道路积雪由各单位分段包干，及时清除。
第三十五条 城市的生活垃圾和粪便的收集、运输、处理，由环境卫生部门实行统一组织、统一管理。必须做到垃圾日产日清，粪便及时清运。
第三十六条 畜力车进入市区必须采取保洁措施，牲畜要加挂粪兜。畜力车和粪便车要按指定的路线、时间行驶，在指定的地点停放。严禁在市区内近郊公路两侧挖粪池、堆放或煎熬发臭物品（道路及建筑工程熬沥青除外）。
第三十七条 所有公民不准在公共场所随地吐痰和便溺；不准随地扔瓜果皮核、烟蒂纸屑等有碍环境卫生的杂物。
第七章 园林绿地管理
第三十八条 城市内的公共绿地、生产绿地和防护绿地，包括公园、动物园、植物园、小游园、街道广场、街心公园、苗圃、草圃、和用于隔离、卫生、安全等防护用的林带和绿地，由园林主管部门统一管理。
所有单位和居民，都要爱护花草树木、城市雕塑、园林小品及其防护设施。
第三十九条 园林内各种服务设施和服务活动，必须服从园林管理部门的统一规划和管理。
园林内所有服务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园林管理部门的规定，自觉保护园林。
第四十条 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城市园林绿地（包括风景区、公共体育场地）或者改变其使用性质。
第四十一条 园林管理部门组织种植的树木，所有权和收益归国家；单位自行种植的树木，所有权和收益归单位；个人在庭院内种植的树木，所有权和收益归个人。
城市内一切树木的采伐或更新，均须经园林管理部门审批，不得擅自砍伐。对有碍安全供电、通讯的树木，由园林管理部门统一修剪或砍伐。
第四十二条 园林绿地内不准挖窖、取土、采砂石、种植农作物、倾倒污物；不准毁损花卉、践踏草坪；不准放牧、打鸟、狩猎、弃尸。严禁攀折树枝、刮树皮、倚树搭棚等有损风景和花木生长的行为。
第八章 奖励与处罚
第四十三条 对执行本条例有下列贡献之一的单位或个人，由政府或有关部门给予表彰或奖励：
（一）认真贯彻执行本条例，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绩显著的；
（二）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活动中，同违法行为作坚决斗争，有重大贡献的；
（三）对制止或检举严重破坏城市各项设施的人和事件有功绩的。
第四十四条 对违反本条例下列条款之一的，城市规划主管部门分别给予以下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十九条，令其限期退出违章占用的土地，吊销其用地许可证。
（二）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责令其停建或限期拆除。
（三）拒征、拒拨土地，经教育不改者，令其限期交出土地。
（四）在给予本条（一）、（二）、（三）项处罚的同时，对违章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者还要处五十元至二百元的罚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有以下行为之一者，由城市建设管理部门责令其纠正，并赔偿修复费用，还要对单位主管负责人员和直接责任者处以罚款：
（一）对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二款的，处以一百元至三百元的罚款。对拒不动迁、延误工期者，每延误一天加罚一至五元。
（二）违反本条例二十四条的，处以五十元至二百元的罚款。占用道路超期或工程结束后不及时清除基建残土和建筑垃圾的，每超期一天处以一至五元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三款，处以十元至一百元的罚款。
（四）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处以五元至二十元的罚款。
（五）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七条者，处以五角至一元的罚款。
（六）对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者，由城市建设管理部门责令其停止开采活动，并处以五十元至一百元的罚款。
第四十六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四十条的，要追究批准者的责任，并给予批准者一百元至五百元的罚款。对占用单位的主管领导和直接责任者，处以一百元至三百元的罚款。占用单位要负赔偿责任。
第四十七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或四十二条的，由城市园林管理部门责令其纠正并支付赔偿或修复费用。对直接责任者，处以五元至五十元的罚款。
第四十八条 赔偿金与罚款的支付：企业要从其自有资金中支付，行政事业单位要从其预算包干结余和预算外资金支付，主管负责人和直接责任者一律从个人收入中支付。所有罚款和按规定上缴的费用，全部上缴同级财政。其中，百分之七十用于城市设施建设和维护，百分之三十用于
奖励和处理违章的费用。上述罚款和费用不得挪作它用。
第四十九条 如果当事人对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罚款和其他处罚的决定不服，可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城市建设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十条 破坏城市道路和防洪、公共交通、给水与排水、供热与燃气等公共设施，危害公共安全，致使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遭受严重损害，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一条 城市建设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执行本条例中失职的，视情节轻重，由其单位或同级政府给予处分。
对利用职权营私舞弊，损害城市建设管理的工作人员，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行政处分、经济制裁，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五十二条 本省现行有关规定凡与本条例有抵触者，应以本条例为准。本条例如与国家规定抵触时，以国家规定为准。
第五十三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86年2月26日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述评
金亮贤
（丽水学院政史系，浙江丽水，323000）
摘 要：未成年人犯罪是一种特殊的犯罪类型，它在犯罪的成因与认定、刑罚的适用、诉讼的方式及犯罪的预防等方面都具有与成年人犯罪不同的特点，从而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的几大特点来看，现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存在着诸多不尽完善的地方，必须加以重新审视，并采取相应的刑法对策实施变革，最终实现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的现代化。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犯罪人；刑事法律制度；刑法对策
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严重社会问题，在我国刑事犯罪案件和犯罪人数量上占据着较大比例。由于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在犯罪形成的原因、刑事责任的认定及刑罚的适用上有着明显区别，预防、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和制裁、改造未成年犯罪人就成为刑事立法、司法和刑法理论研究共同面对的特殊刑事法律问题。一直以来，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精神最为典型的特征就是竭尽彰现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宽容与关怀。但是，这一制度精神并未达到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目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引发了未成年人犯罪状况的恶化趋向。因此，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等方面进行认真分析，揭示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原因，探寻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及诉讼方法，对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现代化以及进行未成年人法制教育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构成制度
犯罪作为“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是“蔑视社会秩序的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统治阶级都会对那些违反统治关系和现有秩序的行为根据自己的容忍度作出犯罪标准的规定，并通过刑罚手段施加惩罚以求达到预防和减少这类行为、维护统治关系和社会秩序的目的。参与犯罪的未成年人是犯罪人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国家本着从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的角度出发，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未成年人犯罪构成制度。我国刑法典及有关法律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范围和认定作了具体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公安部也先后通过了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专门规定、解释或批复。从立法上充分彰现了对未成年人反社会群体宽容与关怀的刑法精神。
首先，将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进行阶段细分。依据《刑法》第17条规定，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分三个阶段：一是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刑法》将“已满14周岁”作为追究刑事责任和适用刑罚的起始点，即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了任何危害社会的行为，不管危害后果的严重程度，情节恶劣程度，都不认为是犯罪，排除了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实施严惩危害社会行为构成犯罪从而承担刑事责任的可能性。二是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依据规定，这一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只有故意触犯以上八大犯罪或者在《刑法》分则中以这八大犯罪认定的，才能称之为犯罪人并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至于实施了《刑法》规定的其他禁止性行为，不管这些行为甚至是比八大犯罪祸害尤烈，也不认为是犯罪，不得适用刑罚加以制裁。三是完全负刑事责任的年龄阶段。相对于未成年人而言，是指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年龄段实施了《刑法》规定所禁止的行为，都将成为犯罪人而要适用相应的刑罚措施。不过，他们属于法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之列。
其次，对未成年人实施较轻微的涉暴、涉财和涉色行为，亦不作为犯罪处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触犯刑法第17条规定的，应根据案件情况慎重考虑。诸如出于“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使用语言威胁或者使用轻微暴力强行索要其他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用品或者钱财的”、“偶尔与幼女发生性关系的”、“盗窃公私财物达到数额较大，但情节轻微的”等三种情形，可以不认为是犯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于未成年人实施盗窃行为也作了相类似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人轻微涉暴以及向未成年人获取少量财物的案件，公安机关刑侦部门既便将此类案件以抢劫罪提请逮捕、移送起诉，而检察机关普遍将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年龄作为划分罪与非罪的标准，已满16周岁的一般作出有罪不诉；不满16周岁的一律认定不构成犯罪，作出无罪不诉。
二、我国未成年人刑罚和量刑制度
对未成年人从宽处罚已成为世界各国少年司法的一项通则，我国当然也不例外。早在1954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便在《关于城市中当前几类刑事案件审判工作的指示》中就已经提出了“对未成年人犯，必须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这一方针作为一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精神一直贯穿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时期。从我国适用刑罚的根本理想目的出发并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刑法在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上，规定了两条重要的原则：一是从宽处罚原则。主要体现在《刑法》第17条第三款的规定，即“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二是不适用死刑原则。《刑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它既包括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也包括不得适用死刑缓期2年执行，更不允许等到年满18周岁以后再判处死刑。其实，根据未成年犯罪人的实际情况，附加刑当中的“剥夺政治权利”和“没收财产”也是对之无法适用的虚置刑罚。有的学者通过对未成年人刑法制度体现的精神分析认为，对未成年人同样也无法适用无期徒刑和罚金刑。因为，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的最高刑只能是无期徒刑，但刑法又规定了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而无期徒刑的从轻或减轻只能是有期徒刑而不可能仍然是无期徒刑。同样，未成年犯罪人没有收入来源，如果对他们适用罚金刑，只能是让他们的监护人支付，无形之中就把该附加刑移置于监护人身上，这样一来又违反了“反对株连，最责自负”的原则。由此可见，对未成年犯罪人，从法理角度，依照现行刑法规定分析，只能适用主刑，而且只能适用主刑中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不得适用附加刑，未成年人犯罪所能适用的刑罚无论从范围上还是程度上都远不及成年人犯罪宽泛和严厉。
三、我国未成年人的诉讼和执行制度
1996年3月，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修正案。尽管这次刑事诉讼法改革的内容主要涉及的是刑事诉讼中的共性程序，反映和揭示的是刑事诉讼中的最基本的规律，并没有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特殊诉讼制度比如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诉讼的改革和完善上，但是在本法第14条、第34条、第152条当中对未成年罪犯在讯问、审判和委托辩护等方面都作了相应规定，已经充分考虑到这一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体现了《北京规则》“诉讼程序应按照最有利于少年的方式和在谅解的气氛下进行，应允许少年参与诉讼程序，并且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的国际少年司法审判要求。另外，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2年3月25日通过了《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1月15日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公安部早已在1995年10月23日就通过了《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它们都遵循了“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和“执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并积极采取“综合治理”方式调动各方参与未成年罪犯的教育和挽救工作。在刑法学理论上，有的学者还极力提倡和营造“学校批评”式的审讯环境。在执行制度上，除了《刑诉法》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六章专章规定了“分开关押”、“以学习文化和生产技能为主”等内容，许多地区正在司法实践中极力推行对未成年犯罪人的“社区矫正”或“社区矫治”的刑罚转置方式。除此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有关未成年人的法律在诉讼、执行、帮教等方面都作了宽容性规定。
综观我国现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法律制度，除了法律规定的诸如“惩罚为辅、教育为主”、“从轻减轻处罚”“不公开审理”“分开关押”等原则和措施之外，在刑事政策上集中体现了“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打击面”的重要原则。应该讲，我国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和所体现的原则从理论上讲是符合社会进步和世界潮流的，但它是不是符合我国现实的物质、文化和教育水平呢？我国的实际情况是不是允许将大量的实施了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未成年人用刑事责任年龄等刑法措施排除在犯罪人之外呢？一方面已经是排除了大量的未成年人成为“犯罪人”，另一方面是未成年犯罪人在所有犯罪人中的比例却又不断扩大，未成年人犯罪现象日趋严重并成为与贩卖毒品、环境污染相并提的“世界三大公害之一”；一方面是对未成年人犯罪处罚越来越轻宽，另一方面是隐性未成年人犯罪群体越来越壮大及许多未成年犯罪人演变成为“常习犯罪人”。严峻的现实清楚表明，我国现行未成年人刑法制度无论是刑事立法本身还是刑事司法实际等方面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一系列矛盾。
四、我国未成年人刑法法律制度现代化的实现对策
通过对我国现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的概述中可以看出，制度与现实之间、制度与制度之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比如，现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与未成年人犯罪日益严重化和复杂化现实之间的矛盾，现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与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当等刑法基本原则之间的矛盾，未成年人刑法制度与树立刑法权威之间的矛盾，等等。我们认为，我国现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和所处的尴尬局面，只有通过实现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现代化之后才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而未成年人刑法制度现代化的问题也就是未成年人刑法制度的合理化问题，它是未成年人刑法制度的现代性因素不断生成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更有效地达到保护人民和预防犯罪之刑法和刑罚目的的过程。未成年人刑法制度现代化既是刑法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它也离不开法现代化的背景，更离不开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这里不花太多笔墨去讨论其他背景问题，而是仅就刑事法律的思想和制度方面来探讨未成年人刑法制度现代化的实现对策。
1、培厚未成年人刑法理论基础，形成独立的未成年人刑法学和犯罪学。
形成独立的未成年人刑法学和犯罪学已经而且也应该成为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极为重要的法学课题。为此，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就显得尤为必要：第一、在现有法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形成未成年人法学框架，特别是未成年人刑法学和犯罪学的理论框架。对未成年人刑法的基本原则、适用范围、犯罪界定和构成、刑罚的适用和刑种、量刑的情节、犯罪的类型和具体可行的罪名等等都要作不同于现有刑法学和犯罪学的专门性研究，形成一个既与成年人刑法学和犯罪学有密切联系和相互统一、又具有符合未成年人年龄和心理实际以及符合当代中国实际的科学合理并带有开放性的刑法学分支。第二、 形成一支较高素质的未成年人法学研究队伍。尽管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仅次于环境污染和毒品之后的第三大公害，但学者们并没有从“未成年人刑事法律研究‘小儿科’”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从而没有对这一复杂的刑事法律问题引起应有的重视。国家应该承担起责任并在社会参与下采取具体措施，鼓励和支持成立更多的未成年人刑法理论研究机构和从事未成年违法犯罪研究的人员，包括鼓励和支持学校教师和其他以未成年人为帮教和服务对象的工作者从事兼职的未成年人法学研究。第三、高度重视青少年特别是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数据统计工作，为未成年人刑法学和犯罪学研究提供科学的实证基础。第四、大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同时不能照抄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少年刑法制度，而因紧扣中国实际特别是物质条件。
2、制定未成年人刑法和刑事诉讼法。
当代刑事法制研究包括未成年人刑事法制研究已取得了较多的成果。同时，与未成年人有关的权益保护、刑事办案制度相继出台，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实际情况的掌握包括数据统计也逐步靠近科学。这就为制定未成年人刑法和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做了思想、理论和规范上的准备，立法条件已经成熟。在考虑近年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严峻现实和借鉴发达国家较为完善的少年司法制度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应该着手制定这两部专门法律，这也是《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即《北京规则》）的国际要求。未成年人刑法应该是一部全面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制裁未成年人犯罪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特别法。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它具有双重目的，一是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二是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而且必须实现两者的均衡，既不能为了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之目的而以牺牲社会良好秩序为代价，也不能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而牺牲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当前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和指导思想恰恰是强化了前者而忽视了后者，由此而生产的严重社会问题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因此，在制度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时，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刑事责任年龄问题。我国“七九”刑法和“九七”刑法一直都把犯罪的刑事责任起点定为14周岁，在“九七”刑法修订的时候，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但并没有被采纳。原因在于，我国刑法学界的主流思想是：世界刑罚日趋轻缓化、非刑罚化、刑法要体现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认为主张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迷信刑罚万能的陈旧观念，等等。可以说，这些观点都有它存在的道理，但是主张这些观点从而不主张降低刑事责任起点年龄的学者们忽视一系列的重要事实，即中国未成年人犯罪日益严重的事实，大量的未满14周岁的人实施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给社会带来严重后果的事实，中国教育水平和矫正措施及设施水平低下的事实，无以处罚未成年“犯罪人”而给其他未成年人形成准“交叉感染”的事实，以及危害行为给受害人及其家属带来巨大灾难的事实。我们认为，综合分析中国物质的、环境的和未成年人个体的因素，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应定在十到十二岁之间。这一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作案意识和作案能力，同时也就具备了一定的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在这一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者亦大量存在。这既与发达国家的刑事责任起点年龄相吻合，也与我国开创法律部门如民法部门的责任能力规定相吻合。第二、刑罚及其适用问题。未成年人刑法既然是有别于成年人刑法的专门法律，在刑罚的设置上和适用上当然也应当有别于成年人刑法。我们认为，根据未成年人的客观情况和现有刑法精神，在刑罚种类上只能部分采纳，现有刑罚的主刑当中，死刑可以取消，管制、拘役可以较多地采用，三大附加刑都不适合于未成年犯罪人的实际情况而都应该取消。在这个基础上，再增设一些专门适用于未成年犯罪人的刑种，比如在严格区分管制刑的基础上，可以增设类似于西方国家的“保安处分”之类的刑种，形成完全符合未成年犯罪人的刑罚体系。第三、罪名的确定。一方面要有针对性地吸收现有刑法罪名，剔除与只有成年人才具备条件的各种犯罪名称，增设一些新的未成年人犯罪罪名；另一方面，也是比较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增设针对未成年人而实施的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及其他合法权益的犯罪罪名。
3、完善少年司法制度，建立少年法院。
完善少年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建立少年法院。世界上很多经济较发达的国家都根据本国的司法体制，设立了少年法院，如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日本、新加坡和泰国等。美国伊利洛斯州在1899年制定了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庭法》，同时在芝加哥市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庭，开创了世界少年司法制度的先河。到1925年，除了两个洲外所有各洲都成立了少年法院。今天，美国的50个洲和哥伦比亚特区都颁布了少年法院组织法。在德国，1908年在科隆建立了第一个少年法院，接着法兰克福也建立了少年法院。日本在1948年公布的少年法规定设立家庭裁判所，将其作为下级法院的一种，等等。我国在1984年开始在上海长宁区法院设置了第一个专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少年法庭之后仅仅两年，少年法庭就发展到100多个。截止1998年底，全国共有3694个少年法庭。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少年庭的发展空间已经很有限，已经很难承担起对未成年人进行全面司法保护和预防、审判未成年人犯罪的功能。建立少年法院，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交由专门的审判机构和专门的少年法官审理，同时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密切相关的案件，如涉及到变更监护人、追索抚养费、抚育费等案件，纳入专门的少年法院来处理，对于全面、充分保护未成年人权利，保障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预防、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当然，就目前而言，除了经济发达地区以外，建立少年法院的条件并不是十分成熟，现在的关键是巩固少年法庭的地位和作用，把少年法庭从刑事庭中独立出来，在机构、经费、人员上给予充分保障，待条件成熟了，再设立少年法院。
未成年人犯罪是全球性的严重社会问题，一味地把未成年人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排除在犯罪之外，或者不加区分地将未成年人从轻、减轻处罚，并不是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正确途径，倒是一种欲盖弥彰逃避问题的消极做法。正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实际的未成年人刑法制度，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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