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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在给我国中小企业带来阵痛的同时，也促使一大批企业走上了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的革新之路。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在危机中认识到了品牌的重要性，那些拥有自主品牌或者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在金融危机中往往表现出更强的应变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为此，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重点在轻工、纺织、电子等行业推进品牌建设，引导和支持中小企业创建自主品牌。”在品牌创建过程中，中小企业固然需要财政、税收方面的支持，但为中小企业营造公平的法律环境同样重要。然而，作为品牌培育的重要一环，中小企业对普通字号的培育却面临无法获得法律保护的尴尬。现有法律仅对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字号提供保护，错置了字号的保护门槛，不利于中小企业形成字号培育的良好预期，不能营造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平等竞争环境。笔者认为，后金融危机时期，在平衡权益保护与行动自由的前提下，现有法律规定应当回归保护字号识别性的本质，立足于防止社会公众混淆的基本功能，为普通字号提供周延、富有层次的保护，从而为中小企业的品牌培育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

一、中小企业普通字号法律保护的现状审视

企业名称通常由行政区划、字号、行业或经营特点以及组织形式诸元素构成，由于除字号外，行政区划、行业等要素均为公有领域的名称，因此，字号集中体现了企业名称的精髓，是企业名称中最具识别性的部分，司法实践中涉及企业名称的仿冒行为大多也都是因为使用企业名称中的字号引起。但是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下，字号并不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民事权利，相关法律规定并没有将企业名称中的字号置于应有的核心地位。例如民法通则在人身权部分规定：“法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享有名称权。企业法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有权使用、依法转让自己的名称。”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擅自使用他人已经登记注册的企业名称或者有其他侵犯他人企业名称专用权行为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侵权人所在地登记主管机关要求处理。……对侵犯他人企业名称专用权的，被侵权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三）项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不正当手段从事市场交易，损害竞争对手：……（三）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姓名，引人误认为是他人的商品；……”即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不正当竞争解释》）对字号提供保护，也是拟制为企业名称进行保护，即《不正当竞争解释》第6条第1款规定，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知悉的企业名称中的字号，可以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三）项规定的“企业名称”。《不正当竞争解释》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法律对字号保护的欠缺，但如何认定字号具有一定知名度，却成为困扰司法实践的难题。

（一）知名度认定的证明规则

既然具有一定知名度是侵犯字号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构成要件，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需要就所主张的字号是否知名负举证责任。人民法院对知名字号的认定，可以参照知名商品的认定方式，即应当考虑该字号的使用时间、使用区域，进行任何宣传的持续时间和程度，企业的规模、盈利情况以及相关商品的销售额和销售对象等因素综合认定。按照证明知名的观点，字号之所以受保护，乃是因为其经使用而具有将不同企业区分开来的识别意义，而这种识别性是由其知名度而产生的。因此，具有一定知名度是字号获得法律保护的门槛，其目的就是将不具有知名度的字号排除在外，防止不适当地垄断商业标识资源。但是知名度在司法实践中却是极为捉摸不定的概念。首先，知名度应当以特定地域范围为参照，但是从地域范围的大小来看，字号可以是县级知名、地市级知名、省级甚至国家级知名，也可以仅仅在某几个特定市场知名，司法实践中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其次，知名度应当是以相关公众为参照，虽然并不要求相关公众中的任何人均知悉特定字号，但是为多大比例数的相关公众知悉才能认定为知名，是很难量化的。这都给司法实践中对字号的有效保护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一方面权益人面临证明字号知名的难题；另一方面法官面临如何认定字号知名的困惑，极大地影响了对字号司法保护标准的统一。

（二）知名度认定的推定规则

鉴于知名度举证证明的难度，有观点主张推定知名，即只要字号被他人擅自使用，就推定其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否则，侵权人不会去搭该字号的“便车”。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一款便是对推定知名的运用，其规定：“商品的名称、包装、装潢被他人擅自作相同或者近似使用，足以造成购买者误认的，该商品即可认定为知名商品。”这种观点对字号知名度的认定采取了较低的标准，减轻了权益人的举证负担，有利于对字号司法保护标准的统一，但是使用推定规则的直接结果是，《不正当竞争解释》对字号保护的“知名度”要求形同虚设。从概率上说，被他人仿冒的标识大多是知名标识，仿冒者因其知名才去仿冒它，因而反推规则有其合理性。但是这毕竟只是大多数情况下如此，也不排除少数情况不如此。[1]因此，推定规则虽然增强了实践操作性，但却可能与《不正当竞争解释》规定的原意不符。司法实践中，虽然有的法院曾经采取了推定规则认定字号的知名度，但是主流观点和做法并不是简单地采取反推，而是根据个案情况要求权益人进行举证证明。然而，司法实践中观点和做法的趋同并非意味着字号法律保护的知名度标准是合理的。

二、中小企业普通字号法律保护的困境解读

现行字号法律保护的知名度标准只保护了培育字号的结果，而忽视了更需要保护的培育字号的过程，将大量中小企业的普通但具有识别性的字号拒之门外，错置了字号的法律保护门槛，不利于中小企业形成字号培育的良好预期，不能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其司法适用无法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第一，现有标准混淆了字号是否应受保护与如何保护字号之间的关系，错置了字号的保护门槛。企业名称或者商号[2]作为商业标识，是生产经营主体将其自身与其他企业区别开来的表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其教材中指出：“商号与商标在发挥识别功能上具有共同性。但是，与商标和服务商标不同，商号在企业销售或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之外，在很大程度上独立地将此企业与其他企业区别开来。”[3]虽然此处的商号指的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企业名称，但字号作为企业名称中最为核心的组成部分，其对于企业的价值或者意义同样在于其识别性。实际生活中，字号单独使用的情况日益普遍，人们可能并不知晓企业名称的全貌，但一提到该企业的字号则耳熟能详，例如上海乃至华东地区的“吴良才”眼镜、“亨得利”钟表等。因此，字号之所以应受到法律保护，在于其将不同企业区分开来的识别性。只要字号已经过实际使用，使消费者能够将市场中不同的经营主体区别开，就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而具有知名度的字号自然同样在保护之列，故知名度不应是决定字号受保护的条件，而应是其受多大程度保护的考量因素。字号的知名度越高，其为消费者所知悉的地域范围就越大，其受保护的程度就越强。综上，字号是否应受保护与应如何保护字号不是同一逻辑层面上的问题，前者解决的是保护对象的问题，后者解决的是保护程度的问题。因此，决定字号是否应受保护的门槛在于字号的识别性，而非其知名度，否则大量具有识别性的普通字号将无法受到保护。

第二，现有标准将鼓励仿冒或者抢注他人字号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利于中小企业形成培育字号的良好预期。字号并不是一经使用便能具有知名度的，字号由普通到具有一定知名度，再到驰名或者老字号，往往需要企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甚至需要企业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例如我们耳熟能详的“雷允上”、“张小泉”等老字号无不经历了上百年的精心打造与培育。现有标准只看到了字号培育的结果，而忽视了更值得保护的培育字号的过程，大量不具有知名度的普通字号将陷入被仿冒或者抢注的危险。“张小泉”老字号在培育过程中便饱受假冒之苦。明崇祯年间，制剪高手张小泉在一个小巷子里搭棚设灶，锻制剪刀，当时使用的招牌为“张大隆”。由于张小泉所制剪刀质量上乘，故“生意兴隆，利市十倍，但也致同行冒牌几乎遍市”，张小泉无奈将“张大隆”改为自己的名字“张小泉”，但仍然无法制止冒牌，只能借知县进香回府之机，拦轿告状，痛陈饱受冒牌之苦。知县遂出布告，明示“永禁冒用”，这才使“张小泉”字号知名度不断提升，享誉海内外。试想，如果当初知县以“张小泉”不够知名为由不予保护，“张小泉”能否延续至今都成问题。而且实践中，不正当竞争者仿冒或者抢注他人字号的动机虽然大多是为了搭便车、傍名牌，但不排除有些竞争者看中的是他人字号的独特设计或者恶意排挤竞争对手。由于新颖、独特的字号更能吸引消费者的眼球，从而可以更快地积累知名度，将很容易被其他竞争者实行“拿来主义”，因为字号的识别性不论多强，是否已经在消费者心中建立了联系，在其达到具有一定知名度之前，是不受保护的。为此，美国埃克森标准石油公司可能就不会为了取得一个震惊全球效应的名称，成立专家委员会，使用最新计算机，花3年时间，耗资达1亿美元，将自己的字号取名为“埃克森”。因此，对于中小企业而言，现有标准无法使他们形成字号培育的良好预期，不能为他们进行字号培育提供法律保障。毕竟在字号具有一定知名度之前，他们的投入和心血是得不到保护的，而且很有可能是为他人作“嫁衣”。

三、中小企业普通字号法律保护的多维证成

字号这个汪洋大海，主要由中小企业的普通字号组成，因此，字号保护的主战场应该是普通字号的保护问题。只有对普通字号予以保护，才能实现字号保护的实质正义。否则，如果普通字号受到他人抢注或者假冒，不仅给未注册商标所有人造成损害，更为严重的是扰乱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无论是后金融危机之政策维度、利益平衡之法律维度，还是公平竞争之秩序维度，中小企业普通字号的法律保护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一）后金融危机之政策维度

后金融危机时期恰逢我国经济社会的第十二个五年，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目前在我国，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重要力量的中小企业的总数已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中小企业在繁荣经济、推动创新、扩大出口、增加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4]然而，中小企业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暴露出竞争力不强的事实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隐忧和反思。据中国社科院关于“中小企业在金融危机复苏中的作用”的报告显示，有40%的中小企业已经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倒闭，40%的企业正在生死线上徘徊。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金融危机中的很多老字号企业却表现出强劲的逆势增长的态势，例如，“内联升”2009年的营业额创下历史新高；“全聚德”更是加快扩张的步伐，接连开出新店；“张小泉”承诺2009年不裁员、不降薪，反而要扩招200名员工。可见，中小企业是否拥有品牌、是否具备品牌创建能力，对于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进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在保增长、调结构、促转变的背景下，中小企业必须认识到，企业最宝贵的财富已不再是厂房和设备，而是强大的品牌。诚然，企业可以发掘一个人才、研制一个产品、开发一项技术、进行一次管理革新，取得竞争上的某一阶段、某一领域的暂时优势地位，但仅仅是这些要素尚不足以构成竞争战略的核心要素，关键人才可因流失使企业的元气大伤；产品和技术可因时间的流逝、生命周期届满而寿终正寝；先进的管理可因知识的传授和复制而丧失殆尽。[5]但商标、字号等企业的核心竞争资源却无法被人轻易占有、废除、转移、复制或模仿，不会因一时一事的不利因素而遭受毁灭性打击。可口可乐总裁曾经骄傲地说，即使全世界的可口可乐工厂在一夜间被烧毁，他也可以在第二天让所有工厂得到重建。这不是自夸，而是他很明白“可口可乐”这个名字的价值。“同仁堂”、“张小泉”等老字号，虽然历经百年风雨，周遭的环境不断变化，企业的经营者不断更替，这些老字号在公众心中代表的声誉却丝毫没有变化，这就是品牌的魅力。反观我国的中小企业，由于缺乏品牌等软资源，厂房、设备等硬资源构成了它们的所有资产，金融危机过后，这些倒下的中小企业难有能力基于自己的品牌迅速实现重建，只能从头再来。因此，后金融危机时期，品牌培育不再是大企业的“专利”，中小企业同样应当将培育商标、字号等核心竞争资源作为今后发展的重要战略，通过自主品牌的培育提高自身的应变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然而，中小企业的品牌培育不仅需要资金、税收等方面的政策支持，更重要的是有一个为中小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的法律环境。如果仅仅因为中小企业的字号达不到知名的程度，即使识别性极强，也不予保护，这对于中小企业明显是不公平的。为此，作为品牌培育的重要一环，相关立法及司法应当紧紧围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主线，为中小企业培育普通字号的努力营造完善的法律保障和公平的竞争环境，平等地保护普通字号和具有知名度的字号。

（二）利益平衡之法理维度

现有法律体系下，作为未上升为民事权利的法益，字号只能获得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在制度设计上固然要实现字号所有人权益保护与其他竞争者行动自由之间的有效平衡，但合理的路径选择不应依赖抬高字号的保护门槛，而应是严格把握认定侵犯字号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归责原则。侵权行为法对民事权益的保护涉及两个基本利益：一是受害人民事权益的保护，一是加害人行为自由的维护，两者处于一种矛盾关系中。整个侵权行为法的历史就在于如何平衡行动自由和权益保护。[6]不正当竞争行为本质上也是一种侵权行为，因此，不正当竞争法对字号的保护同样要协调好行动自由和权益保护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字号之所以受到法律保护在于其识别性，因此，对于具有识别性的字号，法律都应一视同仁地给予保护，不能为了减少对其他经营者行动自由的影响，只保护其中比较知名的字号。这对于普通字号而言是不公平的。另一方面，按照现有的法律规定，字号的保护并不需要像商标权等绝对权那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注册并进行公示，其他竞争者无从得知或者难以轻易地获知某个字号是否属于他人的在先权益。因此，法律不能因为要对字号进行保护，而不加区分地规定所有使用他人字号导致消费者混淆的行为都属于不正当竞争。否则，其他竞争者将无法对自己的行为是否侵害他人权益产生合理的预期，从而阻碍行为人的行动自由。而行为自由的缺失，将会使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丧失殆尽，以此为源动力的社会活力将不再出现，以此为基石的社会进步也将停滞不前。[7]综上，反不正当竞争法既要看到字号作为识别性商业标识应当受到保护的必要性，同时也要看到对字号保护加以合理限制的重要性，寻求一条平衡各方利益的合理路径。

现有法律对字号的保护已经意识到在权益人与其他竞争者之间进行利益平衡的必要性，但其选择的路径是抬高字号保护的门槛，只有满足“具有一定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知悉”的字号才可以受到保护。字号保护的知名度要件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其他竞争者的行为自由，因为字号在特定的市场范围内具有了知名度，实际上便取得了类似于商标注册的公示效应，其他竞争者可以相对容易地确定自己的行为界限，不至于对自己可能承担责任的行为没有起码的“期待可能性”。毕竟“私人间追究责任势必从‘期待可能性’着眼，只有对加害于人的结果有预见可能者要求其防免，而对未防免者课以责任，才有意义。”[8]但是，现有的途径选择在保护其他竞争者行动自由的同时，却无法为字号提供平等、周延的保护，将一部分应当受到保护的字号阻隔在法律规范之外，存在上文所述的诸多不足。因此，反不正当竞争法应当重新寻找利益平衡的“黄金分割点”。对此，侵权行为法中归责原则的变迁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无论是过错责任、过错推定还是无过错责任，都体现了侵权行为法寻找“黄金分割点”的努力。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字号的保护同样可以在不正当竞争者的主观状态方面寻求合理限制。因绝对权利具有公示性，所以无论故意还是过失一般皆可构成侵权；而字号乃未上升为权利的法益，行为人一般只有在故意侵害他人情况下方应当承担责任。如果行为人明知某个字号是他人在先使用的而擅自使用，并且造成了消费者的混淆，即使该字号尚不具有一定的知名度，此时对该行为人课以民事责任并不会不适当地限制他的行为自由，因为行为人在主观上对此完全具有“期待可能性”。德国民法典正是区分绝对权利和法益对侵权者的主观状态作了不同的规定。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规定，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者其他权利的，对给他人造成的损害负赔偿责任。第826条规定：“故意以违背善良风俗的方法损害他人利益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事实上，按照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行为人只有在主观上为故意才能构成不正当竞争，因此，对字号保护的知名度要求不仅存在诸多不足，而且实属没有必要。对不正当竞争者主观状态的要求已经可以为行为人留下足够的行为空间，从而有效地实现权益保护与行为自由的利益平衡。保护中小企业的普通字号并不会不适当地妨碍其他竞争者的行为自由。

（三）公平竞争之秩序维度

无论是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字号，还是普通的字号，本质上都是能够将不同的经营主体区别开来的商业标识。法律之所以对这些商业标识给予保护，在于禁止违背诚实信用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制止市场混淆，进而实现保护消费者权益，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字号的知名度越高，被仿冒的危险越大，消费者陷入混淆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但这并非意味着他人仿冒普通的字号时，消费者不会发生混淆误认，关键看字号是否在消费者心中建立了识别性联系。生活中，很多中小企业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本身可能并没有达到具有一定知名度的程度，但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凭借着过硬的质量或者良好的服务，这些产品或服务逐渐取得了消费者的认可，在消费者的购物体验中留下良好的印象。此时，普通的字号也会承载所标识的产品或企业的形象，是一种知识资产，能够给经营者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和产生一定的社会效益，也会成为消费者识别特定产品或服务的商业标识。一旦市场上出现其他使用相同字号的产品或服务，消费者基于先前良好的购物体验便会自然地“认字号购物“，导致发生混淆误认。对此，法律应当予以制止，这不仅仅是保护中小企业利益的需要，也不仅仅是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需要，还是消费者防止发生混淆利益诉求的必然要求。而按照现有保护字号的法律规定，不管消费者是否存在混淆误认的可能，甚至已经发生混淆误认，如果权利人无法证明主张的字号已经具有一定知名度，法律将放任假冒他人普通字号的行为，对中小企业的普通字号不予保护。现有规定不仅对中小企业而言是不公平的，无法为中小企业营造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对于消费者而言也是不公平的，无法满足消费者混淆误认的利益诉求。因此，从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出发，保护中小企业普通字号不仅是保护中小企业自身利益的要求，对于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也具有重要意义。

四、中小企业普通字号法律保护的制度完善

反不正当竞争法应当回归保护字号识别性的本质，立足于防止混淆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基本功能，重新设置字号的法律保护门槛，不仅对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字号提供保护，而且也对中小企业的普通不知名字号提供保护。

（一）字号的法律保护条件

否定字号的现有保护标准并不是意味着字号的法律保护不需要设置门槛，而是要在利益平衡的原则下重新设置。为此，字号要获得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必须满足以下条件：第一，字号具有识别性。识别性或者显著性是所有商业标志受到法律保护的基本前提。字号的识别性是指字号将特定的企业与其他市场主体区别开的能力，包括固有识别性和获得识别性。固有识别性是指字号先天即具有识别性；获得识别性是指字号本身并不具有识别性，但是经过长期的使用而在消费者心中建立起稳定的联系，从而获得了识别性。第二，字号经过实际使用。字号不论具有多强的显著性，只有实际经过使用才能为消费者所认知，才能在消费者心中建立联系，也才能使字号具有可保护性的实践基础。同时，字号的实际使用对于其他竞争者而言也是一种公示，从而使其他竞争者明确自己行为的界限。此处的使用首先应当是企业在生产或者销售活动中对外的公开使用；其次，字号的使用应当是在市场上持续使用一段时间，足以使消费者达到认知的程度，不能是为了获得保护而进行的偶尔使用。

（二）防止混淆视角下侵犯字号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
企业家如何防范法律风险•之九

企业合同法律风险防范(中)

唐青林 项先权


◎合同争议的解决：尽量争取到自己的“地盘上”打官司
　　合同争议不可避免，有了争议就要解决。如果是跨地域的合作双方发生了争议，由哪个地方的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来裁判案件呢？
　　我们中国人很相信“天时地利人和”，总希望解决争议的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就在企业所在地的城市，一般不愿意千里迢迢地到外地进行一场诉讼或仲裁。在本地打官司，可以“熟门熟路”，而到千里之外打官司会有异地“作战”的种种不便、出差的奔波劳顿。所以，通过合同约定尽量争取到自己的“地盘上”打官司就显得异常重要了。
　　首先，选择解决争议的方式，是仲裁还是诉讼。
　　在我国，解决合同争议的途径可以选择(一)提请人民法院诉讼解决；(二)提交仲裁机关仲裁。但是二者只能选择一种，而且一旦选择一种就不能选择另外一种方式。如选择了仲裁，就不能到法院进行诉讼，即你自己已放弃了诉讼的权利，所以认为仲裁和诉讼可并存是错误的。
　　那么，到底是选择诉讼解决还是选择仲裁更好？为了作出有利于企业的选择，企业在作出选择之前应了解法院诉讼和仲裁二者的如下区别：
　　(1)启动程序的条件不同。如果没有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仲裁条款和具体的仲裁机构，案件就只能通过法院诉讼解决；(2)受案范围不同。仲裁机构一般只受理民商、经济类案件，不受理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纠纷案件和刑事、行政案件；(3)管辖级别不同。仲裁机构之间不存在上下级之间的隶属关系，仲裁不实行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当事人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任意选择信誉好的仲裁机构，而不论纠纷发生在何地、争议的标的有多大。而法院实行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根据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争议的具体情况来确定由哪一级法院及由哪个地区的法院管辖。无管辖权的法院不得随意受理案件，当事人也不得随意选择；(4)公开程度不同。仲裁一般不公开进行，所以如果案件商业秘密需要保密的，最好选择仲裁裁决。人民法院审理，一般应当公开进行，但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法律另有规定的，不公开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5)选择裁判员的权利不同。在仲裁中，当事人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选择仲裁机构、选择仲裁员，甚至选择仲裁的时间和地点，选择适用的实体法。而法院诉讼中，当事人无权选择审判员。当然，如果有法定情形的，当事人可以要求审判员回避。所以，仲裁更加具有灵活性；(6)终局的程序不同。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仲裁裁决一经作出就立即生效。而法院诉讼则实行两审终审制，一个案件经过两级人民法院审理。一个案件一审法院审理后，当事人还可以上诉到上级法院。二审法院审理结束后案件即告终结，发生法律上的效力。因此，仲裁的时间效率更高，能更快得到裁决结果。
　　其次，选择解决争议的地点。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所以，只要企业能在合同条款谈判中占主动权的，尽量利用该法律条文的规定，约定由自己所在地的法院管辖。这样就可以避免到千里之外的异地去打官司。
　　如果选择仲裁的，也可以通过合同条款约定管辖地点。例如一家北京的公司和一家深圳的公司签署了一份合同，北京的公司希望仲裁解决争议，而且希望在北京仲裁，那么可以这样撰写合同条款：“如果各方因合同产生争议，各方应首先尝试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上述争议。如果无法通过友好协商得到解决，则应将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根据提交仲裁时有效的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进行有约束力的仲裁。仲裁地点为北京。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并对各方均具有约束力，各方同意受其约束并依其行事”。
◎如何防范“表见代理”给企业带来损失
　　单纯说“表见代理”，可能有些人不懂，那么让我们从一个案例来看“表见代理”给公司带来损失的案例。
　　刘某是浙江省台州市H机械制造厂驻哈尔滨业务代表。刘某从2005年以来，一直代表浙江省台州市H机械制造厂与哈尔滨市的客户进行商贸往来。2008年6月27日，刘某被浙江省台州市H机械制造厂辞退。辞退后，刘某在H厂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手上剩余的一些盖有H厂公章的空白合同，与哈尔滨客户A、B公司签了两份协议，并利用个人账户收取定金360余万元后潜逃。事发后，A、B公司要求台州市H厂按照签署的合同履行，或者双倍返还定金共计720余万元。该案经法院审理后，法院判决台州市H厂双倍返还定金共计720余万元给A、B公司，造成台州市H厂经济损失720多万元。
　　法院凭什么判决H机械制造厂败诉？其法律根据就是“表见代理”。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在本案件中，刘某已经被H机械制造厂辞退，不再有权代表公司签署任何合同。但是A、B公司作为与他长期经贸往来的公司，并未收到台州市H厂关于刘某被辞退的通知。A、B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刘某和他们签署合同的时候，还是台州市H机械制造厂驻哈尔滨的代表。所以他们与刘某签署合同(合同盖有H厂的公章)后，该合同当然被认定有效。
　　企业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必不可少会发生辞退业务员、经理、驻各地的业务代表。这些业务代表在被辞退后进行的业务行为，很可能被认定符合“表现代理”，最后要公司承担责任。所以企业应重视这类风险的防范。
　　防范这类法律风险的策略就是：(1)保管好盖章的空白合同。盖章的空白合同的总数、已经签署的合同都应该登记在册。辞退之前，应要求被辞退的业务员、业务代表将盖章的空白合同上交公司。(2)在被辞退的业务员、业务代表的影响范围内，发布通知、人事变动公告(例如本案中，就可以在哈尔滨当地报纸发布人事变动公告)。通知公司的客户有关该业务代表已经离职的事实。当然，《通知》可以写得客气、婉转，可以同时对客户一直以来的关照表示感谢等等。如新任的业务代表已经到位，可以同时在《通知》中告知新业务代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便于新业务代表迅速开展工作。一旦公司通知了，就不会被认定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公司就不需要承担不利的法律责任。
◎签署合同如何避免防范泄露商业秘密
　　有时候企业对商业外谈判、签署协议的过程中，为了达成合同条款，双方需要逐步向对方提供一些信息、产品资料、性能数据等。有些场合下，可能最终协议没签成，却反而泄露了商业秘密。如何防止商业秘密被泄露？这就要充分利用保密协议或者框架协议中的保密条款。
　　为了保护商业秘密，防范法律风险，我们建议企业在对外进行商业谈判之初就签署保密协议。尤其是涉及到重大投资、融资、增资扩股、公司并购等项目中，签署一份完善的保密协议是非常必要的。这样可以保证即便最终未能成交，不会因为谈判的进展而泄露商业秘密。否则，若没签署保密合同，就可能导致要么企业不敢给对方提供必要的交易参考信息，造成交易障碍；要么提供这类信息后被对方泄露出去，影响公司未来经营。
　　一般保密合同可以包括如下条款：
　　一、保密信息接受方的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包括董事，合伙人，高级职员，雇员，法律顾问及代表人或代理人，在保密协议中承诺对有关本项目的资料、信息进行保密。
　　二、对保密信息进行定义。“保密信息”指所有由披露方向接受方及其代表通过任何形式或媒介提供的与本项目有关的所有非公开的信息。保密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由接受方及其代表整理的所有分析、编辑及其他包含与本项目有关信息的文件(也就是派生文件)。
　　三、保密信息的例外。保密信息不包含以下信息：(1)并非由本协议接受方违背本协议所造成的、已经或正在公开的信息；(2)接受方在非保密的基础上，已经或正在获得的信息，并且接受方并未知道提供信息的来源方对保密信息赋有保密义务的信息；(3)接受方或其代表在接受披露方提供此信息前已经获取的信息；(4)在未使用保密信息的情况下，由接受方或其代表开发的信息。
　　四、泄密赔偿的约定。保密信息的接受方同意，在其违约泄密的情况下，承诺赔偿经济损失。包括全部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包括诉讼发生的全部费用、合理的律师费等。
　　五、保密信息的销毁。在保密信息披露方的要求下，接受方将销毁或返还披露方所有保密信息(包括电脑硬盘中的电子文档)，销毁所有派生文件。
　　如果在洽商、谈判过程中被对方泄露商业秘密或者不当使用企业的商业秘密，企业可以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无论合同是否成立，不得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该商业秘密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注意区分《意向书》与《合同》
　　经常有企业家向我们咨询意向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签署意向书之后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为了防范签署意向书带来的法律风险，我们要正确区分《意向书》与《合同》的区别。
　　实践中，合同可以以不同的名称出现，如合同，合同书，协议，协议书，备忘录、契约等。合同就是具有特定内容的协议，用来约定当事人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同样具备上述特征的协议就是合同。至于合同的名字并不重要，关键是看其实质性内容。
　　而意向书是双方当事人通过初步洽商，就各自的意愿达成一致认识而签订的书面文件，是双方进行实质性谈判的依据，是签订正式合同的前奏。
　　两者之间有诸多的区别。(1)内容不同。合同的内容是合同各方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进行实质性的约定；而意向书的内容仅是合同各方就进行某交易进行了洽商，并一致决定继续洽商、谈判、缔约的意向，并没有对双方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进行具体的约定。(2)签订时间不同。意向书是双方达成意向后签署，是签署正式合同的前奏。所以一般意向书在前，正式合同签署时间在后。(3)法律后果不同。签署正式合同后，合同会对签约主体具有法律约束力。违反合同的要承担违约责任；而违反签署的意向书，除非具有缔约过失的需要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否则无需承担其他法律责任。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4)两者之间可能混同。如果一份协议尽管名字是《意向书》，但是如果其内容具体约定了签约主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那么对合同各方是具备法律约束力的，实际上已经是合同了。所以不能片面地认为意向书绝对不具备法律效力，关键还是要看其内容是否具备了合同的内容。


注：
1、本文首次刊登于《法制日报•周末》，作者为唐青林（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律师）、项先权（浙江新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2、本文为“企业家法律风险防范”系列文章之一。主要内容摘自作者于2008年11月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企业家法律风险防范》（MBA、EMBA教材）。

■唐青林 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项先权 浙江新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