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体委、民政厅、公安厅健身气功管理的规定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西藏自治区体委、民政厅、公安厅健身气功管理的规定
1999年12月16日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
第一条 为加强健身气功活动的管理，规范健身气功活动， 根据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体育总局民政部公安部关于加强健身气功活动管理有关问题意见的通知》的规定，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各级体育、民政、公安、新闻出版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对本行政区域内健身气功活动进行管理。
文化、卫生、科技、教育等部门应当依照各自的职责，协助做好健身气功活动的管理工作。
第三条 各级工会、妇联组织、老龄工作机构等应组织有益于群众身体健康的体育活动，使广大群众接受科学文明的健身锻炼方法。
文化、卫生、科技、教育等部门应当深入基层，开展各种形式的农牧业科技知识、卫生常识等科普宣传活动，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使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学习和运用科学文化知识，从思想上破除迷信。
第四条 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从事健身气功活动的一切组织和个人必须遵守法律、法规和本规定，不得妨碍社会公共秩序，危害社会安全，不得违背社会公共道德，不得传播封建迷信，不得“拜师收徒”、悬挂“宗师像”，不得神化功法创编人，不得损害公民身心健康。
第五条 禁止按气功功法门类成立社会团体。已在自治区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各类气功功法社会团体，应在本规定下发之日起30日内到原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手续；逾期不办理手续的，依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处理。
第六条 自治区体育行政主管部门是综合性健身气功社会团体的业务主管部门。
成立综合性健身气功社会团体，必须先向自治区体育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查同意后，由发起人向自治区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登记管理机关按程序核准登记后方可进行活动。
第七条 自治区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对综合性健身气功社会团体的成立条件、活动范围、活动内容作出规定。
民政部门对综合性健身气功社会团体进行核准登记时，应当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定进行审查。
公安部门在职责范围内对综合性健身气功团体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第八条 气功功法门类不得成立或变相成立上下隶属的组织，不得实行垂直或变相垂直领导。
第九条 健身气功活动必须坚持小型、分散、就地、就近、自愿的原则，不得借气功之名进行“会功”、“弘法”、“带功报告”、“贯顶”或者其他类似活动，不得开展跨地区的活动。
禁止在党政机关、新闻机构、外国代表机构与外宾下榻处和航空港、车站等重要场所以及重要广场、街道进行健身气功活动。
第十条 出版、经营气功书刊、音像制品和其他宣传品，必须遵守国家有关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出版、经营或者散发宣扬带有愚昧迷信色彩和神化气功功法创编人的气功书刊、音像制品和其他宣传品，不得制作、经营或者散发标明具有气功功法效力和气功信息的物品。
第十一条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在中小学校进行健身气功活动，不得组织中小学生进行健身气功活动。
第十二条 禁止在公共场所悬挂、张贴带有愚昧迷信色彩、宣扬功法和神化功法创编人的条幅、图像、徽记及其标识。
第十三条 气功类社会团体、组织和个人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情节轻微的由体育、民政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组织、参加非法集会、游行、示威以及其他扰乱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秩序行为，公安部门应当依法处理；对造成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人身、财产损害的，应依法承担民事、经济责任。构成犯罪的，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十四条 自治区体育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本规定制定具体管理办法。
第十五条 本规定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自治区体委、民政厅、安全厅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如何加强老年人权益保护的浅论
李柯仪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保护老年人权益的法律，是我国保护公民特殊群体权益的又一部重要法律。该法在当时既适应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的客观要求外，更重要的是法律规定的内容符合中国的实际，体现了中国的国情，保持了中国的传统，反映了老年人的心愿，是一部有中国特色的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律。《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主要有四个特点：即坚持以家庭养老为主；提倡老年人积极养老；强调家庭养老和社会保障相结合；为老年人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但由于十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却没有及时作出修改，也没有制定配套的行政法规，使得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与现实社会严重脱节。该法出台后，也没有明确该部法律在老年人法律体系当中的地位，以及与其他法律、法规当中有关保护老年人权益的规定的关系问题，加上指导性条款太多，其可操作性低，立法不够完善具体，内容不全，立法明显滞后的问题日逐突出，主要表现在: （一）保护老年人权益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不够明确，使得立法目标难以实现。（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核心地位不够明确，使得老年人权益保护得不到落实。（三）老年人法律保护的强制性条款和指导性条款划分不够明确，使得对不按照法律规定执行的行为约束和惩戒力度不足。 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该法与现实情况越来越不适应的情况也愈发突出，
一、现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立法层面的缺陷与不足
（一）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不够明确，使立法目标难以实现。可从当时的立法目的来看，并没有像《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那样把老年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或可持续发展作为当时的立法指导思想，也没有很好地贯彻“倾斜立法，保护弱者”的倾斜保护资源。正是由于立法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的偏差，导致整部法律的内容设置不尽科学，许多条款无法执行，立法目标难以实现。
（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核心地位不够明确，使得老年人权益保护得不到落实。老年人作为社会群体的一部分，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公民，又是老年人，因此对其权益的保护，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
（三）老年人法律保护的强制性条款和指导性条款划分不够明确，使得对不按照法律规定执行的行为约束和惩戒力度不足
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不仅是个法律问题，同时也有道德因素，要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因为“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关于权利义务相统一的精神是一致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基础，而法律规范又反过来强化和维护道德规范。从法律规定来看，有的条款属于强制性规范。但是，对于违反该条款的行为的惩戒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尺度，特别是对不履行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义务行为，很难用法律予以惩戒。
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在社会中的实施状况及暴露的问题：
（一）对老年人的特有权利法律规定不明确，导致落实难。除了同一般人所共有的权利外，老年人还有其自身的特有权利。那就是“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教”。对于老年人来说，正是这些权益需要法律作出切实的、明确的保障，当执法者不按法律做，老年人就有依据向司法部门起诉，司法部门也可依法判决；对执法者而言，也是衡量他是否依法行政的试金石。
（二）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宣传广度和深度不够。一是对宣传贯彻该法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虽然采取了一些形式的宣传,但真正受到教育的主要是有关领导、老年人和老龄工作干部,而没有广泛地向敬老养老的主体--中青年人进行宣传。二是宣传不够深入,有的地区和单位行动迟缓,边远地区和许多单位还有死角,在许多部门和单位的干部群众中,对其主要条文内容不甚了解。三是对在宣传贯彻该法中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尚未进一步研究解决。
（三）老年人自我保护的法律意识不强，导致一些情况不能及时处理。一是法制观念淡薄,观念陈旧。有的不知道自己享有哪些合法权益,更不懂得如何去维护自己的权益。二是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多数不愿意诉诸法律,怕家丑外扬而忍气吞声。
（四）遗弃、虐待老人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法律保护不到位。有赡养义务的子女相互攀比,推诿、拒养老人的事件屡见不鲜,有的老人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等问题也大量存在。同时,各级组织在抓老年人维护合法权益工作方面又缺乏具体措施和工作力度,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我国是世界上老龄人最多的国家。联合国将一个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7%定义为“老龄化社会”，依此标准，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中国已经基本进入老龄化社会。2000年老龄化比例为7.0%，2005年达到7.69%（老龄人口为10055万）。在国家经济实力还不够强、社会保障体制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如何赡养老龄人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
对于老人来说，特别是农村老人，生活条件较差，生活方式单调 农村老人的生活方式主要有四种，即三世同堂型、不分不离型、分担赡养型、独自生活型、轮流供养型。三世同堂型即老人与子孙共同生活，生产生活中的事物主要由子女、儿媳决定，老人除干点家务活帮助照看孩子外，别无其他活动，生活比较单调；不分不离型是指老人与子女虽没有分家，但是不与子女一起居住，生活费用由子女供应，这种类型的老人在子女少的家庭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分担赡养型主要集中在多子女的老人家庭中，子女按比例分担老人生活所必需的粮食及日用品，老人也不与子女一起生活；独自生活型是指单身老人或老年夫妇单独生活，生活费用由自己承担，责任田里的重体力活由亲朋好友子女帮助，这种类型的老人既有孤寡老人也有多子女或单子女的老人，轮流供养型主要存在于多子女家庭，对于年迈的老人，被子女轮流接去赡养，就是在这个子女家住一个月或半个月，再由另一子女接走一月或半月。许多不分不离型、分担赡养型、独自生活型的老人大多居住在村庄周围低矮破旧的房子里，在有的地方，村庄周围甚至出现了老年人聚居的“老年村”，其生活条件普遍较差。
老人生活要求低，渴望但不苛求精神赡养 与城镇老人呼吁精神赡养不同，农村老人虽然也希望儿女精神赡养，但相当一部分老人是只要生活有保障，不致挨饿受冻就很满足了，而不太注重营养保健、参加娱乐活动等。
生活来源单一，完全依赖子女 农村老人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极少，他们中很多人因年老疾病而丧失劳动能力后，生活只能依赖子女，没有其他出路，这是农村老人与城镇老人的一个显著区别。
造成老人生活艰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子女间非正常攀比，使老人生活无着落。从调查的情况看， 多子女家庭互相推卸赡养责任的纠纷案件约占全部赡养纠纷案的80％以上。如78岁的张某有3个儿子，都已成家独自生活， 老人自己则住在旧草棚里。原来兄弟3人商量好每家都拿出一定的粮食赡养老人， 可后来老二以父亲在老三结婚时花的钱比给他的多为由拒绝赡养老人；老三媳妇则以结婚时老人怠慢了娘家人为由也不尽赡养义务。老大开始按时给老人送去生活费和粮食，后见两个弟弟不尽义务，也停止供应。老人遂把3个儿子告上法庭，法庭判决老人胜诉后， 儿媳们则以老人败坏他们名声为由，仍不尽义务，甚至发展到打骂老人，最终张某服毒自杀。
2、社会养老体制不健全，养老方式单一落后。 绝大部分老人至今仍靠子女扶养，他们年轻时扶养子女，为子女上学、结婚耗尽了全部积蓄，有的老人甚至把住房也全部让给了子女。由于农村养老保险体制不健全，老人大多没有经济来源，到年老时在经济上便完全受制于子女，致使有的子女特别是个别儿媳视老人为负担，老人在家里经常受气。
3、部分子女道德伦丧，只知向老人索取，却不愿回报老人。 有的儿媳视娘家人为自己人，公公、婆婆为外人，“内外”差别大，不赡养甚至虐待公婆，有的儿子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使父母饱受委屈。而实际上没诉诸法律的虐待现象是无法统计的数字，因为很多老人即使受到虐待也往往采取迁就忍让的态度，造成隐性虐待较多，甚至达到虐待案的80%。
如何对待老人？不但是家庭问题，更重要的是社会问题。对于家庭来说，当前甚至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子女仍将是养老的主要承担者，子女对待老人主要是一个字“孝”。传统中国非常讲究“孝道”，号称“百行孝为先”，“百善孝为本”，皇帝标榜“孝治天下”，选官则“举孝廉”，所谓“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儒家经典有《孝经》，通俗读物有《二十四孝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被设想为“孝道”的最高境界。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向推崇的传统“美德”，子女对父母的孝敬，是出于内心的真情实感的，孝完全是发乎情，止乎礼。孝不仅是生活上的瞻养，更是一种敬爱之情、精神沟通和心灵慰藉。真正的“孝道”，是使父母生前享受人生安乐，死后对之表达哀戚之情。
提倡孝道不要求固守在父母身边，更不要求绝对听从父母的指挥与安排，只要求在父母丧失生产能力而社会保障又不健全的情况下对父母实行物质救济，保证老人自我生活娱乐的物质基础；在父母丧失自我生活料理能力时，或委托亲戚，或找保姆，或亲自照顾；尊重父母的人格与个性，不侮辱父母，不对父母施以任何暴力，常常给父母通通电话，有闲暇，常回家看看，在节假日陪父母玩玩，在精神上与父母达到一定程度的沟通，使老人得到精神慰藉与精神自由，从而身心健康的安享晚年。
对于社会而言，要在全社会提倡敬老爱老的优良传统，建立团结和谐的家庭关系。因此，必须将敬老爱老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这就需要我们全社会行动起来，大力弘扬和倡导中华民族尊老爱老的美德，全社会应当广泛开展敬老、养老宣传教育活动，树立尊重、关心、帮助老年人的社会风尚。青少年组织、学校和幼儿园应当对青少年和儿童进行敬老、养老的道德教育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制教育。另一方面，加强法制力度，使不善待或虐待老人者受到严历的制裁。在传统“家天下”的中国，“孝道”文化源远流长。 “孝”作为最重要的礼法的一种，不仅要求“孝子之养老也，乐其心，不专违其志，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饮食忠养之孝子之身终”。而且在法律上把“不孝”列入“十恶不赦之罪”。《唐律•斗讼》甚至规定：“骂祖父母、父母者，绞”，“诸子孙违反教令及供养有缺者，徒二年”。
老人问题严重干扰了正常生活秩序，影响了社会安宁与稳定，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带来了负面效应。因此，当前我们要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让全社会了解保护老年人权益的重要性，老年人特别是农村老人更应学法懂法，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