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州市《四川省职工代表大会条例》实施细则
四川省泸州市人民政府
泸州市《四川省职工代表大会条例》实施细则
泸州市人民政府令第70号
《泸州市<四川省职工代表大会条例>实施细则》已经市第六届人民政府第25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市长 刘国强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五日>
泸州市《四川省职工代表大会条例》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基层企业、事业单位职工代表大会的工作水平，充分发挥职工代表大会职能作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建立和谐劳动关系，根据《四川省职工代表大会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结合泸州实际，特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事业单位。
第三条 职工人数在100人（含100人）以上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职工人数在100人以下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建立职工大会制度。
第四条 职工代表大会和职工大会的职权遵循《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第五条 市、区（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负责监督检查本细则的执行。
市、区（县）总工会指导、帮助企业、事业单位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协助市、区（县）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监督检查本细则的执行。
第二章 职工代表
第六条 职工代表由职工民主选举产生。
第七条 根据法律规定与企业、事业单位（以下简称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或者聘用关系的职工，可当选为职工代表。
第八条 职工代表大会召开前，由单位工会委员会（以下简称工会委员会）根据《条例》第七条、第八条规定，可在征求单位负责人及有关方面意见后，确定单位职工代表的具体人数以及在职工代表中一线职工代表、中层以上经营管理人员代表、女职工代表、青年职工代表所占的具体比例。
第九条 工会委员会可以班组、科室、车间、工段、分厂为单位，或以地域为单位，或以其他合理方式划分职工代表选区。
第十条 工会委员会将职工代表名额分配到各选区，按选区进行选举。
第十一条 每个职工代表所代表的职工人数应大体相当。
第十二条 工会委员会或工会委员会成立的选举资格审查机构确认职工身份和选举职工代表资格，并在选举日的15日前公布。
第十三条 职工代表候选人按选区或者选举单位提名产生。可3人以上联名推荐职工代表候选人。职工代表候选人的名额可按多于应选代表名额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倍确定。推荐的候选人名额超过此比例的，由选区有关推荐者讨论协商确定。不能确定的，进行预选，按得票多少的顺序确定候选人名单。正式候选人名单在选举日的5日前公布。
第十四条 各选区可设投票站、流动箱或召开选举大会进行选举。投票选举由工会委员会主持。投票选举实行一人一票，可以书面委托其他职工投票。选举结果由工会委员会根据《条例》及本细则规定确定是否有效，并予以公布。
第十五条 职工代表资格的终止、职工代表职务的撤换、职工代表缺额的补选按《条例》第九条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职工代表的权利、义务遵循《条例》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
第三章 职工代表大会会议制度
第一节 职工代表大会的筹备
第十七条 职工代表大会中心议题内容一般包括职工代表大会所要审议的问题的要点、提出议题的依据、实施议题的方法和步骤。
第十八条 职工代表大会中心议题应围绕职工代表大会职权，由工会委员会广泛征求职工代表和职工群众意见，必要时召开职工代表团（组）长和职工代表大会专门工作小组（委员会）负责人联席会议进行讨论，征求意见后确定。
第十九条 工会委员会提前7天以书面形式向职工代表公布会议议题。
第二十条 职工代表大会提案由职工代表或职工群众以书面形式提出，内容一般包括提案的理由、依据、具体要求和解决的办法，并由提案人和附议人5人以上署名。
第二十一条 职工代表大会提案的内容不应超出职工代表大会职权范围。
第二十二条 职工代表大会提案一般按下列程序征集和处理：
（一）工会委员会或提案委员会提前1个月发出征集通知，发放提案征集表；
（二）职工代表在听取和收集职工意见的基础上填写提案表；
（三）各职工代表团（组）收集提案并送交工会委员会或提案工作委员会；
（四）工会委员会或提案工作委员会对提案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予以立案，不符合条件的予以退回并说明理由；
（五）工会委员会或提案工作委员会对立案的提案分类登记，送单位行政领导批转有关部门进行处理和实施。对有关重大问题的提案应提交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因条件不具备而不能落实的提案，应向提案人说明情况；
（六）工会委员会或提案工作委员会对提案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并在下次职工代表大会上报告提案的处理和落实情况。
第二十三条 职工代表大会新建或换届，由工会委员会组织成立职工代表资格审查小组，审查职工代表资格。具体包括以下审查内容：
（一）已选出的职工代表是否符合职工代表条件；
（二）职工代表的产生是否符合民主选举程序；
（三）职工代表结构比例是否符合规定。
第二节 职工代表大会预备会议
第二十四条 职工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的任务一般包括：
（一）选举职工代表大会主席团；
（二）听取工会委员会关于职工代表大会筹备情况的报告及有关会议议题和议程的建议；
（三）通过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
（四）通过职工代表大会的议题和议程；
（五）决定职工代表大会其他有关事项。
第二十五条 职工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一般议程：
（一）听取单位行政工作报告和有关专项议题报告；
（二）代表分组审议；
（三）职工代表与单位负责人交换意见，与选举单位职工沟通，听取意见；
（四）根据职工代表审议提出的意见、建议，对方案进行修改，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正式会议审议。
第三节 职工代表大会正式会议
第二十六条 职工代表大会的任务：
（一）听取报告；
（二）组织审议；
（三）依法表决；
（四）形成决议。
第二十七条 职工代表大会一般议程：
（一）大会执行主席核实职工代表大会应到人数、实到人数，确认会议召开的合法性；
（二）工会委员会作工作报告，单位负责人按照职责就有关问题作报告；
（三）工会委员会或单位负责人作关于上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落实、提案执行等情况的报告；
（四）确认职工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职工代表团（组）长和专门工作小组（委员会）负责人联席会议作出的职工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有关问题的决定；
（五）组织代表发言、讨论、审议；
（六）根据需要及职工代表大会职能选举参加董事会、监事会和集体协商谈判的职工代表；通过职工代表大会专门工作小组（委员会）人选；通过其他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人员；
（七）对有关的各项方案和大会决议、决定草案进行表决；
（八）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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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职工代表大会临时会议
第二十八条 职工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遇有重大事项或特殊情况，经单位主要负责人、工会或三分之一以上职工代表提议，应当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临时会议。
第二十九条 三分之一以上职工代表提议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应向工会委员会提出，由工会委员会按照程序组织筹备。
第五节 职工代表团（组）长和专门工作小组（委员会）
负责人联席会议
第三十条 职工代表团（组）长和专门工作小组（委员会）负责人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一般由下列人员组成：
（一）工会委员会成员；
（二）职工代表团（组）长；
（三）职工代表大会专门工作小组（委员会）负责人。
根据企业、事业单位性质和需要，可以邀请单位党政负责人、有关方面负责人、有业务专长的职工代表参加。
第三十一条 联席会议的主要职权是协商处理职工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需要临时处理的职工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重要问题和职工代表大会日常工作中的重要问题。
第三十二条 联席会议根据工作需要随时召开。
第三十三条 联席会议应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员出席方能召开。
第三十四条 联席会议由工会委员会召集，由工会主席主持会议。
第三十五条 联席会议实行民主协商制。
第三十六条 联席会议处理问题的结果应向下一次职工代表大会报告予以确认。
第三十七条 联席会议一般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联席会议议题一般由单位负责人、工会、职工代表团（组）和职工代表大会专门工作小组（委员会）提出，由工会委员会讨论决定；
（二）工会委员会将拟审议的议题及有关材料提前发给职工代表团（组）和专门工作小组（委员会）负责人，由他们征求职工代表和职工群众的意见；
（三）工会委员会收集各代表团（组）和专门工作小组（委员会）意见后，交由有关方面研究或进一步形成修改议案；
（四）联席会议讨论议案，协商一致，形成决议；
（五）协商处理结果送单位负责人组织实施，由职工代表团（组）长传达给职工代表或职工群众；遇有异议，单位负责人与联席会议负责人沟通，协商一致后再组织实施，实施结果由职工代表团（组）长反馈给联席会议和工会委员会。
第四章 职工代表大会的组织机构
第一节 职工代表大会主席团
第三十八条 职工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应有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行政负责人，一般在7-21人。其中，工人、非领导职务的技术、管理人员应超过半数。
第三十九条 职工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必须是本届正式职工代表。
第四十条 职工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由职工代表大会全体会议按下列程序直接选举产生：
（一）工会委员会结合本单位的情况，并同单位党政领导协商后，提出职工代表大会主席团的人数、构成比例等具体方案；
（二）工会委员会召开职工代表团（组）长会议，协商确定大会主席团的候选人名单；
（三）在职工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全体职工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或采取举手表决通过方式产生主席团，主席团成员需经全体职工代表半数以上同意方可当选。
第四十一条 根据需要可从主席团成员中选举产生大会秘书长。秘书长一般由工会主席或副主席担任。
第四十二条 职工代表大会主席团不实行常任制。
第四十三条 职工代表大会主席团的职责：
（一）主持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领导大会期间的各项活动；
（二）听取和综合各职工代表团（组）对各项议案审议的意见和建议，对议案进行修改；
（三）研究需要大会通过和决定的事项，草拟大会决议；
（四）主持大会的表决和选举工作；
（五）处理大会的其他重大问题。
第二节 职工代表大会专门工作小组（委员会）
第四十四条 职工代表大会专门工作小组（委员会）是为职工代表大会依法行使职权服务的专门工作机构，负责办理职工代表大会交办的事项，受职工代表大会领导。
第四十五条 职工代表大会专门工作小组（委员会）的任务是：
（一）职工代表大会召开前，征集提案，做好审议议案的准备工作；
（二）审议提交职工代表大会的有关议案；
（三）在职工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职工代表大会的授权，审定属本专门工作小组（委员会）分工范围内需要临时解决的问题，并向职工代表大会报告予以确认；
（四）在职工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同单位行政等有关方面和群众密切联系，开展调查巡检；
（五）就职工代表大会决议的贯彻实施组织检查监督活动；
（六）办理职工代表大会授权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六条 职工代表大会根据需要和单位实际情况设立职工代表大会专门工作小组（委员会）；可以根据执行临时性民主管理任务的需要，设置临时性的专门机构，待临时性工作任务完成后即予以撤销。
第四十七条 职工代表大会专门工作小组（委员会）的数量应根据职工代表大会职权内容、工作需要和单位规模确定。
第四十八条 职工代表大会专门工作小组（委员会）的成员一般为5-9人组成，设组长1人，副组长1-2人。规模大的单位可适当增加成员人数。
第四十九条 职工代表大会专门工作小组（委员会）的成员一般在职工代表中提名产生，也可以聘请部分熟悉业务的职工参加。
职工代表大会专门工作小组组长（委员会主任）一般由工会委员会委员担任。
第三节 职工代表大会工作机构
第五十条 工会委员会是职工代表大会的常设工作机构。
第五十一条 职工代表大会工作机构的职能：
（一）负责组织职工选举职工代表；
（二）负责职工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三）负责职工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日常工作：
1．宣传职工民主管理的有关知识；
2．制定培训计划，培训职工代表；
3．征集提案；
4．提出职代会主席团、专门工作小组（委员会）的组建方案；
5．宣传职工代表大会会议决议，组织传达会议精神，协助和监督单位有关部门执行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和提案的处理；
6．建立与职工群众的联系制度，组织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和提案落实情况检查；
7．建立职工代表大会文书档案制度，实行动态管理；
8．其他日常工作任务。
第五章 附 则
第五十二条 职工代表大会开展工作的经费由企业、事业单位在行政经费中列支。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细则规定，依照《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追究责任。
第五十四条 行业性、区域性职工代表大会，民办非公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经济组织的职工代表大会参照本细则的规定执行。
第五十五条 职工人数100人（不含100人）以下的企业、事业单位建立职工大会参照本细则执行。
第五十六条 本细则自<2010年11月25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关于“权力”与“权利”的思考
徐 卫 东
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即：“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基层民主更加健全，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要想实现这一目标，本人认为，必须在法治观念的层面以及在承担法律责任的层面上，分别梳理清楚“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使国家与社会成员都能明确其自身的法律地位，和行使“权力”与享有“权利”的法定情形及合理条件，真正使“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关于“权力”与“权利”的思考的角度与层面很多，如从概念的来源、不同法律部门中的体现、不同学派的不同理解、不同学科中的不同使用等等，本文不可能囊括。在此仅从最粗浅的普法常识的角度，对梳理“权力”与“权利”的必要性、二者的基本内容和理论上梳理“权力”与“权利”所需要的条件几个方面做简要分析和思考。以期引起共鸣或争鸣。
一、梳理“权力”与“权利”的必要性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深深地感叹：“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①虽然此言发自近三百年前，但至今仍令人回味。而“人的知识”中最为核心、最为重要的就是人本身的权利（权力）问题。因为人的各种利益关系在法律方面无不表现为权利（权力）问题，因此，在当今的各类社会问题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要理顺权利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同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要解决的难题，也最终集中于此。
（一）在人与人的劳动关系中，权利（权力）问题不梳理清楚，则无法保障各个劳动主体的合法权益。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存在决定意识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权利（权力）概念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生、发展和更迭相适应的；纵观人类文明史“人本身的权利（权力）问题”始终是与劳动者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斗争紧密相联系的。②
我国在改革开放后虽然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至今已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逐步开展政治体制改革，但由于权利（权力）问题没有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步梳理清楚，因此处于最基层的劳动者在国家的改革、社会的进步中的劳动权益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社会中许多基本矛盾也因此而复杂化。如在劳动争议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用人单位与劳动行政管理部门之间、劳动者与劳动行政管理部门之间各自的权利（权力），在我国处于计划经济时期似乎很简单；而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过程中，劳动者的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用人单位的层次越来越多，政府的行政干预越来越受限制，各自的权利（权力）与义务（责任）交织在一起；尤其在原国企改革中游离出的那些年龄大、学历不高、技术老化的职工，其权利（权力）的享有和行使问题不梳理清楚，将难以解决连新总理都敢于直面的问题：“在今后的三五十年里，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课题就是就业。”
（二）在资源配置的关系中，权利（权力）问题不梳理清楚，则无法保障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参与各类资源的合理配置。
本文所指“在资源配置的关系中的各类资源”当然是包括物质性的（如能源、原材料等）、技术性的、人力的，以及交织其中的各种信息和各种关系形态的资源。
在人类同属于“地球村”村民的基础上，无形资产和信息资源的合法占有、开发与利用的过程，实质就是在法律和各种制度的框架内，对资源配置关系的调整、整合的过程，以有利于人类的共同健康、和平地发展；因此必须认真梳理权利（权力）主体对无形资产和信息资源在占有、发布、使用中存在的差异关系，以防止公权力的滥用、私权利的错位和缺位，导致破坏人类安全与和平的可避免的现象发生。
我国加入WTO即意味着我们在国际经济循环中参与全球资源的配置；而依照WTO规则，我们必须与其他成员国一样，以WTO的基本法律原则即公平贸易原则、关税减让原则、透明度原则、非歧视性贸易原则、一般禁止数量限制原则等为贸易行为的基本准则。但由于我国有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在观念上的余毒，和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习惯，在权利（权力）问题的理解上与WTO其他成员国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必然影响我们对上述WTO的基本法律原则的理解和遵守。因此，必然出现一些争端，甚至付出惨重的代价。
（三）在公民（自然人）、社会与国家三者的关系中，权利（权力）问题不梳理清楚，则严重影响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公民（自然人）作为社会和国家的最基本分子，其个人利益的实现途径如何和最终实现状态如何，是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最基本统计学体现，如表现为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的人均数字统计；表现为能体现社会生活水平的公民（自然人）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以及就业、就医状况的数字统计等；这是权利（权力）的量化表现。但在这些数字中，经常会出现国家公权力掩盖公民个人的私权利的现象。如“权大还是法大”只争，就反映了这种问题。
尤其令人关注的是，在公民（自然人）、社会与国家三者的关系中，权利（权力）问题如果不梳理清楚，三者中的任意双方之间有了利益冲突，弱者一方能通过何种法律途径才能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即权利（权力）如何落实的问题，都将直接涉及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以及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与否。
二、“权力”与“权利”的内容
梳理“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必须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角度加以分析，仅从理论或仅从实际一方面都不可能说清楚。
（一）理解“权力”与“权利”的概念现实问题
“权力”与“权利”的概念，从实际运用的角度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人们都处于一种模糊认识中，使用时经常将二者当作同一概念交叉使用。甚至在我国的一些法律文件中也明确二者的差别。经过十多年的普法教育和理论界长期的研讨、争鸣，公民权利是宪法精神的终结所在，国家权力只是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强有力的手段和工具而已的认识，已较为普遍；但我国宪法中对公民权利的规制，以原则性规范为主，过于笼统，过于模糊；我国宪法采取“列举式”的授权方式规制公民权利的范围，这意味着宪法没有规定的，公民不得享有，否则是违法的，这严重违背了“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公理性宪法原则。而现实生活中，尤其在“市民社会”即民事生活中，普通公民一直是奉行着“法无禁止我就能做”的“私权利”的行使规则，也是道德观念的反映；国家工作人员则自觉不自觉地奉行“法有规定的我才做”的规则。
有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成为我们理解“权力”与“权利”的法律含义的障碍：我国的公民、国家工作人员，都具有双重身份以至多重身份的问题，因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还是以身份为主。而相当数量的人受传统的“家国同构”的文化影响，个人在不同法律关系中的不同角色定位单一，“官本位”意识使公权力私权（利）化、私权利公权（力）化现象普遍存在。因此我们只有梳理清楚“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才能解决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三个文明共同发展中的相关问题。也才能使我们在不同法律关系中的角色定位不出现“错位”、“缺位”、“越位”等问题。
在此不得不先提及公民与人民的概念。公民与人民的概念在此提出，似乎太幼稚了，其实不然。因为本人经常看到一些文章中讲到“权力”与“权利”的相关问题，涉及到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的关系时，使用的权利（权力）概念语词不准确，主要是所指主体是公民还是人民就就是模糊。以至一些本可以讨论清楚的问题中，因公民与人民的概念运用不确切，反而是相关问题更不清楚了。因此，有必要界定公民与人民的概念。
（二）了解公民与人民的概念有助于对权利（权力）的理解
公民与人民的概念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仅在此说明我们日常把握公民与人民的概念，应注意以下几点主要的不同：（1）性质不同，公民是法律概念，人民是政治概念；（2）逻辑关系不同，公民是具体概念，在现实中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法律关系的逻辑前提；我们说“我的权利”就是在公民这个逻辑主体定位上的“私权利”；而人民是抽象概念、集合概念，在现实生活中，只有讨论国家权力、国家主权、“三权分立”等属于政治理论和公法的问题时，才能以人民作为逻辑主体来定位；（3）法律关系的内容不同，公民的法律关系内容即权利义务，由宪法和各个具体法律部门明确加以规定；人民的法律关系内容即权力责任，由执政党的规范性文件和宪法给以界定；（4）范围不同，公民的概念在社会环境比较稳定的国度内，一经由法律（如我国的国籍法）做出规定，则公民的法律地位在法定的范围内就是确定的；而人民的范围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且每个具体的个人是否属于人民范围内也以其政治态度的变化而变化的。
还有一些差别，本文不在此赘述。对公民与人民的概念的差别界定清楚的意义就在于，对“权利”与“权力”主体的定位。
（三）对“权力”与“权利”概念的具体理解
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浑然一体，群己界限模糊不清③，社会中的个人不知法律上的权利（权力）为何物，其个人利益通过不断地向外扩张去实现；国家的政治管理又是通过“明君、清官”的道德力量、人格魅力逐层向内“德治”、“人治”而完成的。“家国同构”的结果就是没有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利之分，更无个人权利的立足之地。可以说，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国社会，人们没有在理论上能够分清“权力”与“权利”概念的政治文化背景条件。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为人民争取出版自由的权利，经过批判资本主义的“抽象的自然人”空洞的权利，到创建了无产阶级的科学的权利观，指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途径和方式才能真正实现人的权利。马克思主义权利观的理论的最重要贡献在于：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权利学说；科学地论证了人的权利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客观地分析了以人类解放为目标的权利意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目标中权利与义务的高度统一；辨证地告知后人：权利的来源不是“天赋”而是“商赋”（即在商品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权利）；个人的权利不可否认，但社会的、国家的、民族的、集体的权利更应受到尊重。④
结合马克思主义权利观和当代法学理论研究成果以及社会实践中的运用，本人认为，权利的概念有不同层次的涵义。
当然，我们理解“权利”概念的前提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在此基础上，可以把权利理解为具有合法性、正当性的主张，如向侵犯自己合法权益的侵权方主张自己的利益，而对方必须履行的义务就是权利主张的对象或内容；可以把权利理解为一种法定条件下的自由，如宪法规定的公民的言论、通信、出版、信仰等等意志自由和劳动、婚姻家庭等等行为自由。但法律允许的自由是有限自由，在享有自由的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法定义务；可以把权利理解为法律所承认和给予保障的利益，而从经济的角度看，任何利益的获得都要有投入（代价）的，法律所承认和给予保障的利益必然要求权利主体承受相应的负担或不利；可以把权利理解为法律赋予权利主体的一种享有或维护特定利益的力量，如专利权人在获得专利的同时就具有了享有专利权的力量，当然专利权人的义务就是服从法律规定的义务；还可以把权利理解为法律规范规定有相应资格的人，自己做出或要求他人做出一定行为的可能性，以及请求国家强制力量给予协助的可能性；还可以把权利理解为法律保障或允许权利主体能够做出或不能够做出一定行为的尺度；等等。⑤总之，本人认为对权利的理解，主要应集中于民商主体的平等法律关系范围内为宜，且与义务相对应，因为从法律关系的内容角度，从法律与道德的区别角度，权利就是现实社会中的一种实然状态，这样更有利于法学界之外的各界人士的理解。
权利和义务贯穿于法律现象逻辑联系的各个环节、法的一切部门和法律运行的全部过程，权利和义务是从法律规范到法律关系再到法律责任的各个逻辑联系各个环节的构成要素；权利和义务贯穿于法的一切部门；权利和义务通贯法的运行和操作的整个过程；权利和义务全面地表现法的价值；可以说，权利和义务是法的核心。
权力作为一种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⑥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认识。今天我们从现代法治的角度，从与“权利”有所区别的角度看，权力从政治学和公法的层面上可以理解为“人民主权”中的国家权力，正如美国政治家托马斯杰弗逊宣称的“构成一个社会或国家的人民是那个国家中一切权力的源泉”⑦；毛泽东主席曾特别强调过：“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从现实社会的发展需要看，本人认为，不可以将权力“泛化”，而应局限与特定的层次上，如国家或社会，或社会组织等等。权力泛化的结果就是“不受制约”。在封建社会及其以前的社会中，“家国同构”的集权条件下，统治者行使一切权力，包括享有尽可能多的权利，而被统治者则承担绝大部分责任，履行所有的义务，这就是法律角度分析阶级划分的重要原因。在和平与发展的社会环境中，我们理解权力应从历史的和现实的资源配置不平等的、各国及各国内不同社会阶层普遍存在差异的角度，深入分析权力的功能、社会价值及对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作用，这样才能体会“权力”与“权利”的关系；真正理解“权力”与“权利”各自的内涵。
本人认为，从法律范畴的对应关系中，权利和义务相对应已成为共识，权力与责任相对应在现实生活中也无太大争议。从这两对范畴的不同中，本文归纳“权力”与“权利”的区别有以下几点：
1．“权力”与“权利”的所归属的理论层面不同。“权力”在英语中一般表述为power；意为“有效地执行或行动的能力或才能，力量”，“强力施加或能够被施加的能力或力量”；“实行控制的能力或官方的权力、权威”；“有势力者，有力的组织，强国对他人或他国具有极大影响力或控制力的人、集团或国家”；“一个国家、政治组织或类似集团的势力”等等。“权利”在英语中一般表述为right；主要意为“正当的，正直的与正义，法律或道德相符合的或可相符合的”；“正确的与事实，常理或真实情况相一致的；正确的”；“是某人生来就享有的权利”等等。语言是文化思想的外壳。可以说“权力”概念的上述涵义使我们清晰地看到，权力所归属的理论层面应在政治学、公法学、社会学等等范畴；权利概念本质上具有更多的抽象性，是人类社会中的公共权威、力量、势力和影响力的体现；而“权利”则更具体，表现于人类生活的现实层面，体现在“私法”范畴。因此我们可以用“公权力”和“私权利”直接将二者区分开。2．产生的基础不同。公权力作为一种力量、权威、势力，是与人类从动物界中提升的同时产生的。只不过人类产生之初权力没有法律规范的意义，而是人类劳动中共同战胜环境中的危险、共同创造财富过程中，无数劳动者的体力脑力的总和，经过世世代代的积累和升华。在法律产生之后集中体现于国家权力、民族力量；公权力必须以一个国家民族可支配资源的多寡为基础，换言之，公权力属于上层建筑，虽然其产生于经济基础。私权利作为每一个自然人、社会组织的主张、自由、合法的要求等，不是与人类同时产生的，而是在法律产生之后，法学家们在总结概括人与人的关系中不同于道德、习惯等社会行为规范的基础上而逐渐形成的区别于权力的认识，私权利的产生基础是人类行为规范的客观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权利是“商赋”，而不是“天赋”；可见私权利存在于经济基础之中，但从法律规范的角度看，其具有主观性。3．对应的关系不同。公权力对应于责任，包括政治责任、法律责任等一切社会责任；私权利对应的是义务，这就是人们熟知的“无无权利的义务、无无义务的权利”。4．主体不同。公权力的主体是国家、人民、民族，以及法律授权的组织；任何自然人个人不能成为公权力的主体，只有该个人依法获得了各类组织的相应职务，在履行公职过程中才能代表公权力的主体行使公权力。私权利的主体与相应的法律关系层次对应，即有多少种法律关系，就有多少私权利的主体。5．实现的途径不同。公权力从其产生，经过历史千百年的演变，至今各国各民族的现状可知是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力量较量的产物；私权利的实现是公权力相对稳定后，权利主体通过履行义务而获得的。6．法律后果不同。在现代法治条件下，公权力主体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放弃和滥用、转移权力，否则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责任；私权利主体在不违法和不违背公俗良序的前提下，可以放弃、转移一些对自己有利的权利。
三、梳理“权力”与“权利”的条件
上述浅显的分析，对梳理“权力”与“权利”的认识和这两个概念的使用可能会有一定的意义，但个人的力量毕竟太微薄，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营造现代法治观念的大环境。
（一）加大对“权力”与“权利”的理论研讨与争鸣
其实，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大量国外的法学著作被翻译到国内时，“权力”与“权利”的理论研讨与争鸣就悄然开始了。但至今尚有许多认识不能达成一致。本人在教学中使用过的不同法理类教材观点不一，因此本文斗胆在诸多理论高手面前抛砖引玉，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做点事情。
（二）提高研究者的综合素质
现如今一种社会现象：是个识字的人就要著书立说，观其书名令人眼睛一亮，翻开一看令人后悔不绝；因此，本人以为研究者的综合素质是今天各社会阶层人士中最有必要尽快提高的。研究法律的学者，其知识结构不应仅仅具有法律知识，还必须具有相关的哲学、经济、政治、文化修养。如马克思，上大学时读的是法律专业，但却在哲学、经济学、逻辑学等多种学科上有很深的造诣，也才能留下传世之作；虽然我们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但研究问题是要负责任的，而且只有提高了研究者的综合素质，视野才可能拓宽，理论层次才可能深入，对“权力”与“权利”的理解才可能走到一个平台上，对“权力”与“权利”的理解和使用才可能趋于一致。
（三）立法者应对“权力”与“权利”的理解基本统一
翻看现行法律文件，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制定的与近几年颁布的内容，在对“权力”与“权利”的理解甚至用词上，使人产生歧义的不难找出。好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有“模糊理解”的习惯，从中文发音上二者又是同音，因此“没有必要揪住这两个词不放”的想法不仅在普通公民中有市场，甚至在法律文件的字里行间也能读出这种意思。本人以为，要想真正使“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理解、使用在法律文件中就不应有歧义，而且还应具体规定各自的语境。否则违法现象难以制止，法律权威难以树立，“人治”现象依然是我国社会的主流；责任主体难以定位，腐败难以根治！
（四）对全社会的普法宣传应与立法精神一致
综上，要想梳理清楚对“权力”与“权利”概念的理解，使其合理合法地运用，研讨和争鸣是必须的，真理会越辩越明。
但是，任何理论的研讨和争鸣都必须以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基本目标、任务，以及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政策方针为中心，与立法精神一致相一致，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因此“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的美好前景，是要有相应的人的素质和社会环境的要求的；我们只有在全社会深入进行普法宣传、深刻理解与我国国情基本一致的现代法治精神，才能为早日实现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尽自己的努力。
①参见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局，1962，P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