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本质区别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林号兵
中止犯在现代国家刑法中一般都有规定。对中止犯的含义及立法例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把中止犯作为犯罪未遂（广义）的一种形态，而称之为中止未遂。一种是把犯罪中止从广义的犯罪未遂中分离出来，与犯罪未遂（障碍未遂）并列起来，使之成为一种独立的犯罪形态。
我国刑法把中止犯从犯罪未遂中分离出来作为一种独立的犯罪形态加以规定。并明确地规定了中止犯的概念。修订后的刑法第24条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而使犯罪未达到既遂状态而停止下来的一种犯罪形态。
犯罪未遂作为一种刑法制度，到了20世纪，已为绝大多数国家接受，并在刑法典中作出了规定。修订后的我国刑法第23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由此可见犯罪未遂是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的实行行为，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达到犯罪既遂而处于停止状态的一种犯罪未完成形态。
如何区分犯罪中止，犯罪未遂，在刑法理论似乎已成定局，即犯罪中止是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然而，何为自动？却是众说纷芸。有主观说，限定主观说，客观说，折中说之争，至今尚无能接受的普通标准。理论上的争议反映在司法实践中，必然带来判例的极不一致，而此种现象显然违背法治的基本精神。
在英美法系中，对犯罪中止通常作未遂处理，在处罚上也不作任何特别考虑。但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有大约半数的州的刑事制定法允许被告人把非因外障碍致犯罪未完成的情形作为无罪辩护的理由。在大陆法系中，对于未遂犯多规定得减或必减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但也有例外。1951年的《保加利亚刑法典》和1919年的苏俄刑法指导原则》就规定未遂犯与既遂犯同等处罚。但是对于中止犯，各国刑法的规定几乎是一致的，即不是免除其刑，就是减轻其刑。例如，日本刑法第43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而未遂的，可以减轻其刑，但基于自己的意志而中止犯罪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刑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刑法典第23条第2款规定：“未遂可以比照既遂从轻处罚”。第24条第1款规定：“行为人自动中止犯罪或主动阻止犯罪完成的，不因犯罪未遂而处罚。如该犯罪没有中止的行为也不能完成的，只要行为人主动努力阻止该犯罪完成，应免除其刑罚”。意大利刑法典第56条第2款、第3款、第4款分别指出；“未遂处罚之程度如下，法定刑为无期徒刑时，未遂犯应处12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他情形，以依本刑减轻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处罚之”，“如果犯罪人自愿中止行为，只有当已完成的行为本身构成其他犯罪时，才处以该行为规定的刑罚”，“如果自愿阻止行为的发生，尽处以犯罪未遂规定的刑罚并减轻三分之一至一半”。
从我国刑法第23条、第24条的规定看，显然，我国刑法也同许多国家的刑法一样，对未遂犯和中止犯作出截然不同的规定。对未遂犯，是“可以”从宽；对中止犯，是“应当”从宽。并且，从宽的内容也差异极大，中止犯至少可以得到减轻的待遇，而未遂犯却是原则上至多得到减轻的待遇。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各国对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区别方式并不相同：一是把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视为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和制度，从定性到处罚均加以严格区分；二是在犯罪未遂的概念和制度内将犯罪中止与其他类型的犯罪未遂，主要是普通未遂和不能未遂从处罚上加以区别。然而就其实质，各国对犯罪中止犯罪未遂所指称的事物，却是大致相同的。首先，区分方式的不同，并不等于内容的不同，“因已意而停止”的中止与“因障碍而停止”的未遂早已是各国立法界、司法界、学术界达成的共识，其内涵和外延是清楚明晰的。其次，从理论上讲，尽管第一种区分方式的犯罪中止包括了犯罪预备阶段的中止和犯罪未遂阶段的中止，时空性上只包含犯罪未遂阶段的中止的后一种区分方式。但在司法实践中犯罪预备距离犯罪十分遥远，通常不会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任何实质的损害，而且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也很小，对其处罚实属少见。故各国刑法对“因已意而停止和”因障碍而停止的考察焦点均放在着手实行犯罪之后，犯罪既遂形成之前。本文即是从这种意义上界定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
显然，各国对犯罪中止的处罚均远于对犯罪未遂的处罚，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东西方文明的激烈冲突，各国法冲突以及刑法价值观的巨大的冲突，在这一点上都烟消云散。各国立法者庄严宣布：对中止犯就应大幅度从宽处理。尤其在我国刑法中，犯罪中止不仅比犯罪未遂、犯罪预备处罚轻，而且与整个刑法所规定的其他法定从宽情节相比，也是独一无二属于最轻的。是什么因素促使各国立法者不约而同地给予中止犯如此定有的处罚？这是否隐含中止与犯罪未遂存在着重大的、根本性的差别呢？仅仅局限于刑法条文，我们似乎很难找到答案。然而，问题却可迎刃而解。
从客观归罪到主观归罪，再到主客观相同一的定罪原则，人类在刑法思想史上经历了大致相似的变化路程。根据相对意志自由论的观点，人的活动是具有自觉能动性的，但这并不等于意志的绝对自由，人的认识和活动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受客观存在和客观规律制约的，人只有在正确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时才获得意志的相对自由。
具体落实到犯罪上。首先，犯罪人的犯罪行为是根据本人的意愿选择的，这种选择使自己立于与社会公众相对立的地位，必须会受到刑法的否定评价与遣责。因此，犯罪人应该对本人危害社会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这种刑事责任乃是建立在行为的社会危害与行为人的社会危险性相统一的基础之上的，这是相对意志自由论的必然结论。考察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构成要件模型，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言，两者虽均未发生构成要件所要求的危害结果，但前者较后者多出具有正当性的中止行为，平衡了先前行为之不法，恢复了先前行为所否定的法律意思，故两者对法秩序的破坏程度并不相同。而就行为人的人身危害性上讲，一是出于己意而停止，一是出于阻碍而停止，主观恶性不同，人生危险性之差异自不待言，故刑法为了更好的完成尊重人权与社会防卫的功能，必定会对其规定不同的待遇。其次，犯罪人的这种犯罪意愿的选择又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之上的，不能脱离一定的时空环境而存在。也即是说，其犯罪行为部分是由社会决定的，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对于犯罪人，国家显然不能将其完全消灭，这是不人道的，也是不可能的；而是应对其进行教育改造，使之自觉遵守法律，早日复归社会。特别对于那些犯意不坚决的人，法律更应加重手中的筹码，令其弃恶从善，归流依流，这也符合人的自我向善与止于至善的主体性。而立法之所以规定中止必须减免刑罚，一是出于刑法目的论研究：其未造成危害，无一般预防之必要；其犯意自动消失，无特殊预防之理由。然则最重要的，确实出于对刑事政策的考虑：以资鼓励行为人悬崖勒马，放弃正在实施的行为或积极有效的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立法为了更好的完成范、保护教育等功能，必然对犯罪中止大加褒奖，为期建一座“黄金的回归大桥”（李斯特语），促使其迷途知返，从而大大降低犯罪即遂的可能性，大幅度减轻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性。而对于未遂犯，由于其犯意丝毫未变，不存在援救法律之意思，对法秩序的破环程度与犯罪即遂并无两样，唯一的差别只是未发生罪构成所要求的危害结果。在刑法着重打击主观恶性的今天，显然无可倡导之处，故其刑事责任远远于中止犯。
立法对中止制度与未遂制度的不同规定是为了奖励中止犯，也是判断中止犯与未遂犯罪根本的标准。运用这种标准，不仅可以解决许多犯罪论注释争议不休的问题，而且简便易行，便于司法实践操作。例如，在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等犯罪中受害人为了得以脱身答应日后满足犯罪人的要求，犯罪人信以为真，遂停止犯罪，该种情形如何认定。从注释论层面看：一方面，犯罪人放弃其犯罪意图时，并不存在什么外界障碍致使其行为无法完成，他本来完全可以将犯罪进行下去，这种因已意而停止的情形应认定为犯罪中止无疑。另一方面，犯罪人听到受害人假意许诺后停止犯罪的情形，实质上与犯罪人在实际不存在阻碍而误以为有妨碍其犯罪行为的障碍，因而至犯罪未遂的情形一样，都是犯罪人对事实认识错误的结果，只不过，后者以为犯罪已不能完成，前者以为犯罪已不必完成；但其共同点是，两者都对事实做出错误的判断。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而放弃犯罪行为，是违背犯罪人的真实意志的，故应认定为犯罪未遂。两种观点，各执一词，理由都很充分，但又似乎难以驳倒对方的观点。站在立法者的角度看，该种情形的行为并非真正放弃犯罪意图，犯意始终没有减弱，也无真正悔罪之表现，不存在法律上可倡导之处，故应认定为犯罪未遂。又如，在犯罪人实施抢劫、强奸时遇熟人而放弃罪行的，有学者认为属于犯罪中止，理由是这一情形虽是犯罪人意料之外的，但根本不足以阻止犯罪人去实施和完成犯罪行为。另有学者认为，在这种场合中，行为人并非出于已意而停止犯罪，故应认定为犯罪未遂。笔者以为，对大部分犯罪人而言，遇熟人而放弃罪行并非出于真诚悔悟及对法价值的重新承认，而是为了保护自己。因为以熟人为侵害对象会使自己面临极大的身败名裂乃至锒铛入狱的危险，故此种停止行为不符合中止制度设立的立法本意，宜认定为犯罪未遂。又如，对于共同犯罪中部分成员中的犯罪，有学者认为共同犯罪人中一人或数人要成立犯罪中止，除了自己放弃犯罪行为外，还要说服其他犯罪行为人，或有效的防止犯罪结果之发生。因为从主观上讲．共同犯罪人之间存在犯意联系，从客观上讲，其犯罪行为互相支持，故每人对全体成员都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一人径自中止了犯罪行为，若其他人仍将犯罪实施完毕，因为犯罪已达既遂，故对独自中止犯罪行为者无认定中止犯的法律依据。也有学者主张只要犯罪人消除了因自己的参与而给其他犯罪人完成犯罪带来的有利影响，即应认定成立犯罪中止。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原因很简单，若该种情况否认其为犯罪中止，则无异于撤回“黄金的回归大桥”，鼓励行为人继续实施犯罪，更变相强化了共同犯罪人之间的紧密联系，这显然不利于同共同犯罪这种团伙犯罪形式作斗争的需要。当然，鉴于共同犯罪的复杂性，还必须考虑该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只有当他说服他人放弃犯罪意图，或有效地防止了犯罪结果发生的，才能认定为犯罪中止。再如，关于抽象的危险犯的未完成形态问题，传统理论认为，抽象的危险犯并无既未遂之分，当然也无犯罪中止成立之余地，因为其行为只要构成充足要件即成立犯罪。此理论对犯罪预备和犯罪未遂也许适用，但对犯罪中止却未必使然。危险犯是一严重的犯罪，尤其是抽象的危险犯，否则国家的刑罚权不至于仅仅在出现抽象的危险状态时就提前介入。正因为如此，才有犯罪中止成立之必要。试想，若该类犯罪否认其存在犯罪中止，则必然令行为人产生回头无望的消极心理，因而对危险状态听之任之，直至发生危害结果，而这显然不符合立法本意。故立法为有效地保护合法权益，必然会对自动有效地消除危险状态的行为人给子犯罪中止的奖励。这是立法应具备的精神，也是刑事政策的需要！
注释：
1、张明楷：《未遂犯论》，法律出版社，日本成文堂联合出版1997年版，第356至375页。
2、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77页。
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部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小组2002年工作安排》的通知
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部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小组2002年工作安排》的通知
2002-04-22
教社政函〔2002〕7号
现将《教育部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小组2002年工作安排》印发给你们，供参考。
教育部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小组2002年工作安排
一、指导思想
2002年，是我们党和国家发展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我们党将召开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我们党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做好今年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意义十分重大。根据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2002年工作安排的精神，2002年教育系统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和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紧密围绕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和稳定，扎实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营造昂扬向上、团结奋进、开拓创新的良好氛围，迎接党的十六大召开。
二、主要工作
1、深入学习宣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要继续推进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和武装广大党员、干部和师生员工的工作。继续推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引导教育系统广大党员、干部和师生员工深刻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和科学内涵，进一步提高实践“三个代表”要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认真学习宣传“七一”重要讲话和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精神，在深入上下功夫，在落实上下功夫。
在继续做好邓小平理论“三进”工作的基础上，总结去年秋季以来高校推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课堂的经验和典型，进一步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工作。根据中央要求，党的十六大召开前，大力宣传教育系统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典型和经验，在教育系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热潮，兴起宣传改革开放和党的建设辉煌成就的热潮，为党的十六大召开营造良好的氛围。党的十六大召开以后，按照中央精神，及时部署教育系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的工作，重点抓好领导干部和党员教师的理论学习，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的热潮，使党的十六大精神深入人心。
2、切实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和德育工作,积极推进师生思想道德建设
继续加强形势与政策教育工作。广泛宣传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巨大成就，特别是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巨大成绩，展望新世纪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光辉前景。根据国内、国际形势发展变化情况，及时举办形势报告会，并举办骨干教师培训班，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加强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工作，教育引导师生员工正确认识国内外形势，团结一致，坚定信心。加强对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引导，将教育系统广大党员、干部和师生员工的思想统一到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来，统一到中央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作出的重要判断和重大决策上来，统一到中央关于今年工作的总体要求和部署上来。
继续贯彻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按照《纲要》的总体要求，结合学校实际，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学校思想道德建设的特点和规律。
一是整体规划学校道德教育的科学体系，做到大、中、小学道德教育区分层次、整体衔接。
二是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在青少年学生道德建设中的主阵地和主渠道作用，把《纲要》提出的“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和有关要求融入到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职业学校职业道德与职业指导课、中学思想政治课以及小学思想品德课教育教学之中。同时结合小学《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和初中《思想品德》、高中《思想政治》等新课程标准的制定，把《纲要》对公民的有关要求分层次、有针对性地融入进去。
三是突出抓好爱国主义教育，坚持健全升挂国旗、唱奏国歌制度，激发师生员工的爱国热情。
四是以思想道德素质为重点，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积极推动教育部和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共同开展的“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试点工作，广泛组织青少年学生参加社会公益劳动以及尊老爱幼、扶残助残、手拉手、扶贫支教、“三下乡”、保护环境等丰富多彩的道德实践活动。
五是加强制度建设，研制《高等学校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实施意见》，修订《小学生守则》、《中学生守则》和《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进一步建立和健全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加强学校教风、学风和校风建设。
六是以师德建设为龙头，通过研制《进一步加强师德建设的若干意见》、《高校师德行为规范》、《中小学师德行为规范》和《师德建设评估标准及实施办法》，强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导向，建立和健全有关规章制度；提高教师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学校道德水平的提高。
以扩大覆盖面为重点，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和德育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
一是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工作的若干意见》，召开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工作研讨会，总结推广典型经验，不断增强网上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力。
二是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若干意见》、《教育部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精神，制定《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实施纲要（试行）》，规范大、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三是积极推进校园文化建设工作。总结推广典型经验，拟组织开展“2002年‘五月的鲜花’——全国大学生‘我和我的祖国’大型诗歌咏唱会电视直播活动”。
四是积极探索学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中，学生党团组织进公寓，辅导员进公寓，学生自我管理组织进公寓，校园文化进公寓，安全保卫工作进公寓的有效途径和机制。
五是加强学校法制教育，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校园周边环境治理和整顿。组织好“6．26”国际禁毒日的宣传教育活动。
3、大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大力开展教育系统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一是有计划地组织青少年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以及社区服务等活动。继续组织实施大中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
二是在中小学生中广泛开展为2008年奥运会做贡献的志愿者活动。
三是加强对高校学生社团组织的指导，吸引更多的学生参加各类健康有益活动，推动学校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广泛开展。
四是组织好对经济困难学生经常性的助学活动。
五是加强校内青少年学生活动场所的建设，为青少年学生提供更多健康文明的活动阵地。
紧密配合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和支持贫困地区加快发展的战略部署，推动西部地区精神文明建设。
一是积极推进东部地区与中西部贫困地区教育对口支援工作。
二是与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共同推进“西部开发助学工程”，增加受助学生名额，将资助范围扩大至中部省份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并在中西部各省（区、市）选择重点高中开设资助贫困学生的“宏志班”。
三是与共青团中央继续组织实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扩大研究生支教团规模，增加受援范围，共同做好研究生支教工作。
教育部机关拟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先进处室”评比活动。
4、广泛宣传先进典型，努力形成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良好风尚
加大典型宣传的力度，集中宣传一批自觉实践“三个代表”的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一批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的先进经验。继续组织优秀教师报告团活动，宣传师德典型；大力宣传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青少年学生的典型。用先进典型的事迹和思想教育党员、干部和师生员工，用先进经验和做法推动工作。
5、加强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行业作风建设
落实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精神，进一步落实教育系统党风廉政责任制，按照“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要求，把党风廉政建设和行业作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抓紧抓好。大力提倡艰苦奋斗的作风，弘扬克己奉公、甘于奉献、讲求实效的精神。抵御社会上不正之风对教育领域的影响。积极推动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精神，深入开展端正学术风气、学术道德的教育，并进一步完善人事考核制度和科学的学术发展与评价机制，建立学术惩戒处罚制度，加强学风和学术道德建设。
6、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要加强对教育系统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的调查研究工作，特别是要加强对一些难点、热点问题的思考和探索，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方法、新举措和新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