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白银市政府信息公开统计制度（试行）》和《白银市政府本级信息公开发布协调制度》的通知
甘肃省白银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市政办发〔2008〕83号
白银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白银市政府信息公开统计制度（试行）》和《白银市政府本级信息公开发布协调制度》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单位，中央、省在银有关单位：
现将《白银市政府信息公开统计制度（试行）》和《白银市政府本级信息公开发布协调制度》予以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各县区、各部门、各单位务必于5月底前将本机关单位负责人姓名、单位法人代码、填报人姓名、联系电话、主管单位名称、主管单位法人代码和联系电话报市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 系 人：胡永昌
联系电话：8226566 传真：8226566
二OO八年五月二十日
白银市政府信息公开统计制度
（试 行）
为了动态掌握全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进展情况，及时总结经验，探索有效工作方式，提高我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水平，根据《甘肃省政府信息公开统计制度（试行）》，特制定本制度。
一、统计范围
统计范围为全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有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政府机关，具体是全市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和有关单位，以及其他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和公共管理、服务的组织。
二、上报单位
起报单位为各县区和市政府各工作机构及中央、省在银有关单位。
三、组织实施
市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本统计制度的组织实施，包括解释统计指标（见附件4）、组织和协调统计工作、组织开展相关培训。
各县区和市政府各工作机构及中央、省在银有关单位负责对本县区、本部门、本单位及归属管理的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和公共管理、服务的组织的统计工作，包括提供统计单位名单、布置统计工作、收集及报送统计数据。
四、上报要求
㈠各县区和市政府各工作机构及中央、省在银有关单位要按照《白银市政府信息公开统计指标目录表》（见附件2）中各统计指标报告期别的规定，于每月2日前向市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上报本县区、本部门、本单位上月《白银市政府信息公开情况统计报表》的统计数据（见附件3）。
㈡垂直管理部门的政府信息公开统计数据由所在地政府汇总上报。
㈢除有特别指明，报表中所有数据均按“四舍五入”原则保留两位小数。如果没有数据，则为空，不需要填写。
五、其他说明
㈠政府信息是指政府机关掌握的与经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相关的，以纸质、胶卷、磁带、磁盘以及其他电子存储材料等载体反映的内容。
㈡政府机关是指本市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和有关单位以及其他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和公共管理、服务的组织。
㈢用于政府信息公开年报的政府信息按条计算。如信息为文件形式，一份文件记为一条信息。部分内容公开的文件也记为一条信息。如信息为报告的形式，一份报告记为一条信息，例如政府工作报告、年度公报、年鉴和其他专题分析报告等，均记为一条信息。
㈣一条信息以多种形式公开的，不重复计算。
㈤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以信息发布机构为统计主体，联合发布的信息以各联合发布机构为统计主体。非统计主体发布的信息不记入该机构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但可记入服务类信息。
㈥各县区、各部门、各单位报送政府信息统计数据要准确、完整、及时，本项工作将纳入政府目标考核。
附：1、白银市政府信息公开统计起报单位名单
2、白银市政府信息公开统计指标目录表
3、白银市政府信息公开情况统计报表
4、白银市政府信息公开统计指标解释
白银市政府信息公开统计起报单位名单
起 报 单 位 名 称 起 报 单 位 名 称
市政府办公室
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市教育局
市科学技术局 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市公安局 市监察局
市民政局 市司法局
市财政局 市人事局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市国土资源局
市建设局 市交通局
市水利局 市农牧局
市林业局 市商务局
市文化出版局 市卫生局
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市审计局
市体育局 市广播电影电视局
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市统计局
市环境保护局 市物价局
市乡镇企业管理局 市粮食局
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市农业办公室
市旅游局 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市地震局 市房地产管理局
市政府法制局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市公安局消防分局 市信访局
市建筑管理处 市园林管理局
市城市房屋拆迁办公室 市市政工程管理处
市农业机械管理局 市公路运输管理处
市农业技术服务中心 市酒类商品管理局
市种子管理局 市畜牧兽医局
市卫生监督所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市国家税务局 市地方税务局
市工商管理局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市气象局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人民银行白银市中心支行 市烟草专卖局
白银区人民政府 白银公路总段
会宁县人民政府 中国银监会白银监管分局
靖远县人民政府 平川区人民政府
景泰县人民政府
白银市政府信息公开统计指标目录表
指 标 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报告期别
主动公开信息数 条 01 月度
其中：全文电子化的主动公开信息数 条 02 月度
新增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数 条 03 月度
提供服务类信息数 条 04 月度
网站专栏页面访问量 人次 05 月度
现场接待人数 人次 06 月度
网上咨询数 人次 07 月度
咨询电话接听数 人次 08 月度
依申请公开信息目录数 条 09 月度
申请总数 条 10 月度
其中：1.当面申请数 条 11 月度
2.传真申请数 条 12 月度
3.电子邮件申请数 条 13 月度
4.网上申请数 条 14 月度
5.信函申请数 条 15 月度
6.其他形式申请数 条 16 月度
对申请的答复总数 条 17 月度
其中：1.同意公开答复数 条 18 月度
2.同意部分公开答复数 条 19 月度
3.否决公开答复总数 条 20 月度
其中：（1）“非《规定》所指政府信息”数 条 21 月度
（2）“信息不存在”数 条 22 月度
（3）“非本部门掌握”数 条 23 月度
（4）“申请内容不明确”数 条 24 月度
（5）“免予公开范围1”数 条 25 月度
（6）“免予公开范围2”数 条 26 月度
（7）“免予公开范围3”数 条 27 月度
（8）“免予公开范围4”数 条 28 月度
（9）“免予公开范围5”数 条 29 月度
（10）“免予公开范围6”数 条 30 月度
（11）其它原因 条 31 月度
行政复议数 件 32 月度
行政诉讼数 件 33 月度
行政申诉数 件 34 月度
其中：对本部门首次处理不满意的行政申诉数 件 35 季度
收取费用总额 元 36 月度
主动公开信息收取费用 元 37 月度
其中：1.邮寄费 元 38 月度
2.递送费 元 39 月度
3.复制费（纸张） 元 40 月度
4.复制费（光盘） 元 41 月度
5.复制费（软盘） 元 42 月度
依申请提供信息收取费用 元 43 月度
其中：1.检索费 元 44 月度
2.邮寄费 元 45 月度
3.递送费 元 46 月度
4.复制费（纸张） 元 47 月度
5.复制费（光盘） 元 48 月度
6.复制费（软盘） 元 49 月度
7.其它收费 元 50 月度
政府信息公开指定专职人员数 人 51 半年
其中：1.全职人员 人 52 半年
2.兼职人员 人 53 半年
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的专项经费 万元 54 半年
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的实际支出 万元 55 半年
与诉讼有关的总费用 万元 56 半年
白银市政府信息公开情况统计报表
2______年_____月
01 单位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单位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_
02 地区及部门编号： □□□□□□□ 单位盖章：
03 单位法人代码：□□□□□□□□－□ 填 报 人：____________________
04 主管单位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
05 主管单位法人代码：□□□□□□□□－□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指 标 名 称 计量
单位 代码 本期实际 本年累计
甲 乙 丙 1 2
主动公开信息数 条 01
其中：全文电子化的主动公开信息数 条 02
新增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数 条 03
提供服务类信息数 条 04
网站专栏页面访问量 人次 05
现场接待人数 人次 06
网上咨询数 人次 07
咨询电话接听数 人次 08
依申请公开信息目录数 条 09
申请总数 条 10
其中：1.当面申请数 条 11
2.传真申请数 条 12
3.电子邮件申请数 条 13
4.网上申请数 条 14
5.信函申请数 条 15
6.其他形式申请数 条 16
对申请的答复总数 条 17
其中：1.同意公开答复数 条 18
2.同意部分公开答复数 条 19
3.否决公开答复总数 条 20
其中：（1）“非《规定》所指政府信息”数 条 21
（2）“信息不存在”数 条 22
（3）“非本部门掌握”数 条 23
（4）“申请内容不明确”数 条 24
（5）“免予公开范围1”数 条 25
（6）“免予公开范围2”数 条 26
（7）“免予公开范围3”数 条 27
（8）“免予公开范围4”数 条 28
（9）“免予公开范围5”数 条 29
（10）“免予公开范围6”数 条 30
（11）其它原因 条 31
行政复议数 件 32
行政诉讼数 件 33
行政申诉数 件 34
其中：对本部门首次处理不满意的行政申诉数 * 件 35
收取费用总额 元 36
主动公开信息收取费用 元 37
其中：1.邮寄费 元 38
2.递送费 元 39
3.复制费（纸张） 元 40
4.复制费（光盘） 元 41
5.复制费（软盘） 元 42
依申请提供信息收取费用 元 43
其中：1.检索费 元 44
2.邮寄费 元 45
3.递送费 元 46
4.复制费（纸张） 元 47
5.复制费（光盘） 元 48
6.复制费（软盘） 元 49
7.其它收费 元 50
政府信息公开指定专职人员数 ** 人 51
其中：1.全职人员 ** 人 52
2.兼职人员 ** 人 53
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的专项经费 ** 万元 54
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的实际支出 ** 万元 55
与诉讼有关的总费用 ** 万元 56
注：* 为季度统计指标，** 为半年度统计指标。
分 析 说 明
（描述本月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总体情况，并对申请情况等有关指标作同比分析，对其中发生明显变化的指标进行具体分析。请重点对公众关注点以及答复处理等方面出现问题作出说明，对其中难以判断是否属于免予公开的案例进行举例说明，并对本部门首次处理不满的申诉案件作相应的跟踪记录，可针对有关问题提出应对策略和建议。）
白银市政府信息公开统计指标解释
一、单位概况
01、单位名称：按有关部门批准正式使用的单位汉字全称填写。
02、地区及部门编号：指按照市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2008年2月14日在OA办公自动化系统上发布的《关于调整机构代码的通知》中附件的要求编制的7位编号。
03、单位法人代码：是国家统一标识代码，指由政府职能部门给每个企事业单位、机关和社会团体颁发的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的，唯一的，始终不变的法定代码。
04、主管单位名称：参照“单位名称”填写。
05、主管单位法人代码：参照“单位法人代码”填写。
二、主要统计指标
01、主动公开信息数：指按照《甘肃省政府信息公开试行办法》予以主动公开，并已编入本部门规范的信息公开目录的信息数。
02、全文电子化的主动公开信息数：指在已编入本部门规范的信息公开目录的信息数中已全文电子化的信息数。
03、新增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数：指本年度以本部门名义发布的按照《甘肃省政府信息公开试行办法》予以公开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数。
04、提供服务类信息数：指本年度从本部门的工作实际出发，主动公开非本部门名义发布的政府信息数。如在本部门网站上公开上级主管部门颁布的政策、法规、规章以及在联合发布的政府信息中本部门排名第二或以后的等。
05、网站专栏页面访问量：指对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网上专栏的页面浏览访问人次。
06、现场接待人数：指从事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查阅点、受理点接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查阅人次数和当面咨询人次数。
07、网上咨询数：指通过网上留言、电子邮件等方式咨询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次数。
08、咨询电话接听数：指从事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查阅点、受理点接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电话咨询次数。
09、依申请公开信息目录数：指政府机关按照《甘肃省政府信息公开试行办法》，对已有的可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梳理，并予以编制目录公开的信息数。
10、申请总数：指本年度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各种形式申请公开信息的总次数。
11、当面申请数：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到从事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查阅点、受理点向从事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工作人员提出申请公开信息的请求数。
12、传真申请数：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传真方式向从事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工作人员提出申请公开信息的请求数。
13、电子邮件申请数：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向从事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工作人员提出申请公开信息的请求数。
14、网上申请数：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网上提交申请表格向从事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工作人员提出申请公开信息的请求数。
15、信函申请数：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信函方式向从事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工作人员提出申请公开信息的请求数。
16、其它形式申请数：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其它方式向从事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工作人员提出信息公开申请的请求数。其它方式是指不能归类为当面申请、传真申请、电子邮件申请、网上申请和信函申请的申请方式。
17、对申请的答复总数：指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各种形式申请信息公开的答复总数，包括同意公开答复数和同意部分公开答复数以及否决公开答复数。
18、同意公开答复数：指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各种形式申请信息公开的请求予以同意公开的答复数量。
19、同意部分公开答复数：指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各种形式申请信息公开的请求予以同意部分公开的答复数量。
20、否决公开答复总数：指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各种形式申请的信息未予提供的答复数量，包括“非规定所指政府信息”答复数、“信息不存在”答复数、“非本部门掌握”答复数、“申请内容不明确”答复数和各种类型的“免予公开”答复数。
21、“非《规定》所指政府信息”数：指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不属于《甘肃省政府信息公开试行办法》第二条第一款所定义的政府信息范围，以非《规定》所指政府信息为由而否决公开的答复数量。
22、“信息不存在”数：指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以信息不存在为由而否决公开的答复数量。
23、“非本部门掌握”数：指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以信息不属本部门掌握为由而否决公开的答复数量。
24、“申请内容不明确”数：指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以申请内容不明确为由而否决公开的答复数量。
25、“免予公开范围1”数：指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以属于国家秘密为由而否决公开的答复数量。
26、“免予公开范围2”数：指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以属于商业秘密或者公开可能导致商业秘密被泄露等原因而否决公开的答复数量。
27、“免予公开范围3”数：指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以因属于个人隐私或者公开可能导致对个人隐私权造成不当侵害等原因而否决公开的答复数量。
28、“免予公开范围4”数：指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以属于正在调查、讨论、处理过程中等原因而否决公开的答复数量。
29、“免予公开范围5”数：指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以属于与行政执法有关，公开后可能会影响检查、调查、取证等执法活动或者会威胁个人生命安全等原因而否决公开的答复数量。
30、“免予公开范围6”数：指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以属于法律、法规规定免予公开等原因而否决公开的答复数量。
31、其它原因：指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以其它原因而否决公开的答复数量。
32、行政复议数：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针对政府信息公开事务，根据甘肃省政府信息公开相关规定并依行政复议法申请行政复议的数量。由被申请人（单位）统计。
33、行政诉讼数：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针对政府信息公开事务，根据甘肃省政府信息公开相关规定并依行政诉讼法提起行政诉讼的数量。由被诉讼人（单位）统计。
34、行政申诉数：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针对政府信息公开事务，根据甘肃省政府信息公开相关规定向本部门或有关部门提出与本部门相关的信访、举控等申诉数量。由被申诉人（单位）统计。
35、对本部门首次处理不满意的行政申诉数：指本部门在获悉被申诉事件后采取相应的措施作为对申诉人的回应，当申诉人得知回应结果后再次明确表示不满，并再次针对同一事件提出申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的数量。
36、收取费用总额：指政府机关主动公开政府信息以及依申请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政府信息过程中实际收取的有关检索、复制、邮寄、递送等费用的总额，包括主动公开信息收取费用和依申请提供信息收取费用。
37、主动公开信息收取费用：指政府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应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要求进行邮寄、递送、复制所发生的费用。
38、邮寄费：指政府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应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要求进行邮寄所发生的费用。
39、递送费：指政府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应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要求进行递送所发生的费用。
40、复制费（纸张）：指政府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应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要求进行纸质复制所发生的费用。
41、复制费（光盘）：指政府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应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要求进行光盘复制所发生的费用。
42、复制费（软盘）：指政府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应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要求进行软盘复制所发生的费用。
43、依申请提供信息收取费用：指政府机关依申请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政府信息过程中实际收取的检索、复制、邮寄、递送等费用。
44、检索费：指政府机关依申请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政府信息过程中实际收取的检索费用。
45、邮寄费：指政府机关依申请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政府信息过程中实际收取的邮寄费用。
46、递送费：指政府机关依申请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政府信息过程中实际收取的递送费用。
47、复制费（纸张）：指政府机关依申请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政府信息过程中实际收取的复制纸张费用。
48、复制费（光盘）：指政府机关依申请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政府信息过程中实际收取的复制光盘费用。
49、复制费（软盘）：指政府机关依申请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政府信息过程中实际收取的复制软盘费用。
50、其它收费：指政府机关依申请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政府信息过程中实际收取的其它费用。
51、政府信息公开指定专职人员数：指政府机关在处理政府信息公开事务中负有专项职责的全职人员和兼职人员总数。
52、全职人员：指政府机关在处理政府信息公开事务中负有专项职责的全职人员数。如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受理点、查阅点的专职接待人员、检索和复制人员等。
53、兼职人员：指政府机关在处理政府信息公开事务中负有专项职责的兼职人员数。如负责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统计工作。
54、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的专项经费：指政府机关为处理政府信息公开事务而从政府财政中专项列支的经费。
55、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的实际支出：指政府机关处理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实际支出费用，以政府财政专项经费为准。如无专项经费，以实际支出计算，如为政府信息公开事务受理点、查阅点添置的电脑、打印机、复印机、触摸屏、电子显示屏等硬件设备和网上信息公开事务的相关费用，以及印刷的政府信息公开目录、政府信息公开指南、便民小册子和用于信息复制的纸张、磁盘等消耗品的费用。
56、与诉讼有关的总费用：指政府机关在处理政府信息公开事务中用于与诉讼有关的支出费用。
白银市政府本级信息公开发布协调制度
第一条 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及时、准确地获取市政府本级信息，规范协调各相关单位在市政府本级信息公开工作中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甘肃省政府信息公开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市政府成立本级政府信息公开发布协调领导小组。市政府秘书长任组长，市政府相关副秘书长任副组长，市监察局、市政府督查室、市效能办、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市保密局、市数字办和市政府信息办公室主要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向市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并汇报工作，日常工作由市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承担。
第三条 各成员单位具体分工如下：
㈠市政府信息办公室负责维护和更新市政府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编制《市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市政府信息公开目录》；会同市保密局和具体制作、掌握信息的单位共同审核确定拟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公开属性。
㈡市数字办负责市政府信息公开专栏的规划、建设和运行维护；协同市政府信息办公室及时维护和更新市政府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负责向省政府信息公开平台上传信息的工作人员的操作培训。
㈢市保密局负责会同市政府信息办公室、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和具体制作、掌握信息的单位共同审核拟公开政府信息的公开属性。
㈣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负责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获取政府信息而提出的申请，组织协调相关单位作出答复；编制《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汇总上报全市政府信息公开统计数据；协同市监察局、市政府督查室和市效能办对各相关单位信息公开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㈤市监察局、市政府督查室和市效能办负责对各责任单位信息报送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受理并调查处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举报；对违反《条例》和《办法》的单位和工作人员进行责任追究。
第四条 市政府信息办公室可以根据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工作的需要，随时确定信息报送的范围及主要内容，指导各单位报送信息。
第五条 各县区、各部门和各有关单位应当通过OA办公自动化系统及时报送信息。
第六条 对报送的政府信息，市政府信息办公室应当会同市保密局和具体报送的单位共同审核确定其公开属性。审核完毕后，重大信息提请市政府秘书长审核批准，一般信息提请市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审核批准。
第七条 审核批准后，市政府信息办公室负责将信息编入《市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并存档。
第八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信息公开申请，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依法登记受理，并及时转告有关单位。
第九条 有关单位必须在10个工作日内会同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和市保密局共同审核确定依申请拟公开政府信息的公开属性。审核完毕后，重大信息提请市政府秘书长审核批准，一般信息提请市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审核批准。
第十条 审核批准后，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根据《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分别作出答复。
第十一条 各有关单位违反本制度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监察局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各有关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㈠不及时、准确报送政府信息的；
㈡违反《条例》和《办法》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十二条 本制度由市政府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关键词: 承诺传递迟延 通知义务 缔约过失 效果选择
内容提要: 法律评价存在着量度之纬，如何让法效果和法评价之量度相协调，是方法论上的核心问题之一。承诺传递迟延场合下效果与评价关系的妥当处理，需要通过我国《合同法》第29 条与第42条的配合运用来实现。由于受要约人的可归责性在《合同法》第29条中没有获得评价的空间，且该条已将法律效果设定在一定强度之上，故应当对该条的适用要件予以严格限定，限缩其适用范围。同时，应将被《合同法》第29条适用要件排除出去的情形，诸如要约人可归责性较弱，以及受要约人具有可归责性的案型，置于《合同法》第42条的规定中进行评价。
一、问题的提起
法律效果是体现法律评价的工具，但法评价总会有量度上的差异，不同个案中的法评价在量度上几乎不可能相同。如何让法律效果有足够的空间来反映评价的量度，便成为方法论上的一个恒在的问题。对此，不同的法律领域适宜采用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在侵权法领域，赔偿范围的控制可以有效实现效果的妥当化，其基本的方法包括因果关系的切割，利益保护范围的限定，以及比例责任的认可等。这些方法可以形成平缓的延展空间，为个案中的法律评价寻得恰当的位置。在合同法领域，法律效果可根据需要，在履行利益赔偿与信赖利益赔偿之间进行选择，同时还可在上述两项赔偿范围之中进行调控。
但是过度的调控空间也会诱发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所以从立法层面而言，在法评价的量度可以确定的场合，反而适宜采取一定方式对法律效果进行限定；[1]而在法评价之量度难于确定的场合，则应为法律效果保留开放的空间，让法官可根据个案情境确定妥当的法效果，此乃不得不为而为之。除此之外，司法实践中法官还可以根据个案评价量度之不同在不同的规则间徘徊，透过各构成要件的解释可能性来寻得妥当的法效果。本文以承诺传递迟延为例来展示上述思想在其中的影响。
承诺迟延包括逾期承诺和传递迟延两种类型，前者是指发出承诺时即已发生迟延的情形，后者则是指承诺发出时并未逾期，且通常情况下会及时到达，但因传递途中的其他原因导致了承诺迟延到达的情形。[2]逾期承诺除要约人及时通知受要约人该承诺有效的以外，为新要约。而对于传递迟延之承诺的效力，根据我国《合同法》第29条的规定，除要约人及时通知受要约人因承诺超过期限不接受该承诺的以外，该承诺有效。在这似乎十分简明的规定背后却隐含着为学界所忽略的一系列问题：该要约人通知义务的发生基础及发生条件是什么？我国《合同法》第29条与第42条[3]之间存在何种关联？导致承诺迟延到达的“其他原因”的范围该如何限定？承诺传递迟延非因“其他原因”所致时，要约人未通知是否即无责任？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作出相应的解释，并反思其中的法效果赋予的法律技术安排。
二、承诺传递迟延通知义务的规范基础及其辐射范围
我国《合同法》第29条之规定，系参照比较法上的通行规则而制定，[4]其基本规范结构为，以要约人及时通知义务之履行来阻止承诺适格之拟制。传递迟延之承诺，虽然在发出时依通常情形不会迟延，但到达时确已迟延，故已不是适格的承诺，不能发生承诺的效力。[5]但依《合同法》第29条之规定，要约人若未及时通知对方表示不接受的，该承诺却为有效。显然这里的有效为法律的拟制，已超出要约人自主选择的范围，由此可能带来的不利益实为要约人未履行通知义务的法律责任。要约人及时通知义务的设定是对到达主义的微调，即在坚持将承诺在途风险分配给承诺人的同时，设定要约人的及时通知义务以为缓和。[6]而《合同法》第29条解释论的核心问题，即为要约人通知义务的发生基础及发生条件。
合同法为什么要为要约人附加通知义务呢？有学者认为，在承诺传递迟延的情况下，承诺人原可期待合同因适时承诺而成立，依诚实信用原则，要约人应有通知义务。[7]德国学者认为，《德国民法典》第149条第1句所规定的承诺迟到的通知义务，可视为合同前义务；[8]而迟发或未发迟到通知被视为负担之违反。[9]可见，通知义务为法定义务，可视为系根据法律的精神结合当下情境而推衍出的结果。诚信原则内含法律之精神，在诚实信用原则之下，可以将这里的价值判断具体化。首先，缔约阶段的当事人为了合作而开始磋商，以寻求双方利益的实现，由此可引出相互之间一般性的关照义务。此种关照义务虽模糊，但在与特殊情境相结合后即可演化为明确的义务类型。即便受要约人发出的承诺最终迟到了，但是承诺发出时依正常情况将按时到达要约人，故受要约人会相信合同已有效成立。基于这样的信赖，受要约人会对自己的事务作出相应的安排，诸如拒绝他人类似的要约、为合同履行作必要的准备等等。如果承诺不能生效，受要约人就会遭受一定的损失。而从要约人方面来看，其收到的承诺虽然迟到了，但如果他能够知道受要约人会相信承诺未迟到并继续为合同履行而进行相应的投入，则轻易允许该迟到的承诺不生效在法伦理上对其的评价必然会是负面的，尤其需要考虑的是，其阻止受要约人为合同履行继续投入的成本非常之低。正是出于法伦理上的这一负面评价，立法导向了要约人通知义务之附加。
从要约人通知义务的发生条件来看，既然该义务是对要约人上述“能为而不为”之负面评价的体现，那么要约人必须知道他人存在损害发生的可能性，方才应当负担起通知以为避免损害的义务。比较法上，《德国民法典》第149条中规定了“要约人须能够认识到这一情形”的限制，《日本民法典》第522条设定了“可以知晓承诺通知已经在通常情况下应该于该期间内到达的时间内发出”的要件，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59条也规定以“其情形为要约人可得而知”为限方能发生通知义务。对此，我国《合同法》第29条并未表现出这样的要求，但从其规范基础中理应导出这样的限制性条件。在要约人不知道受要约人误认为承诺未迟到的情况下，要求要约人通知受要约人，在逻辑上和价值判断上均难以成立。不过，要约人因过失而不知时是否作同样的评价，值得探讨。德国学者主张要约人必须认识到承诺表示在正常传递情况下会适时到达，这不仅包括积极的知道，也包括过失的不知。[10]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认为，其应包括要约人明知或可得而知，[11]日本民法相关规定中的“可以知晓”也可作同样的解释。但笔者以为，我国《合同法》第29条宜解释为仅要约人知道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时，方才发生通知义务，并且因重大过失而不知也只是为了解决事实上知道之证明困难而设。要约人因普通过失而不知进而未为通知的，承诺也不视为未迟到。其理由在于，《合同法》第29条已将法律效果设定在一定的强度之上，该法律效果需要对要约方有一定强度的负面评价来支持，即在要约人因普通过失而不知的情形下，对要约人未为通知的负面评价较低，仅对于明知而不为通知者方可限制其“自主选择”意义上的私法自治。
此外，要约人通知义务的存在，是以受要约人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承诺迟到之事实为前提的。故正如《德国民法典》第149条以及《日本民法典》第522条规定的那样，要约人在收到迟到的承诺之前，已向受要约人发出迟延通知的自然无须再行负担通知义务。而《荷兰民法典》第6:223条则规定，要约人需知道或应当知道承诺迟到对受要约人而言并非显而易见，其强调的同样是受要约人对承诺迟到之事实知晓可能性的意义。由于在受要约人知道承诺迟到的事实场合自无信赖可言，而要约人通知义务的设置正是为了避免受要约人因信赖而受损，故无信赖存在即无要约人通知之义务。而在受要约人应当知道承诺迟到的事实时，受要约人的信赖合理性程度降低，其自不宜依《合同法》第29条之规定使合同得以成立。实践中，当受要约人知道或可得而知承诺迟到的事实时，要约人未为通知的，该承诺也不发生效力。例如，因承诺传递方式为受要约人所选定，故当承诺发出之后发生了受要约人应当知道的会影响承诺传递的重大事件时，要约人未为通知的，也不发生《合同法》第29条所规定的效果。
《合同法》第29条就承诺传递迟延的原因作出了如下规定：“按照通常情形能够及时到达要约人，但因其他原因承诺到达要约人时超过承诺期限。”与比较法上的其他立法例相比较，其将承诺迟到的原因限于“其他原因”，增设了要约人通知义务的发生条件。[12]对该“其他原因”应作何解释，以及增设此项条件是否妥当，值得探究。笔者认为，“其他原因”可解释为非可归责于受要约人的原因。承诺因可归责于受要约人的原因而迟到时，受要约人值得保护的程度有所下降，不宜适用《合同法》第29条之规定而使合同成立。可见，增设“其他原因”的限定具有其合理性。
就通知的方式而言，口头、书面均可以，并且只要要约人发出通知即可，至于该通知是否到达受要约人则在所不问。正如学者所言，承诺迟到之通知，以要约人将迟到的事实通知承诺人即为已足，且此通知依发送而生效力，无待到达，其不到达的危险性，应由相对人承担。[13]要约人需适时地发送通知。[14]盖要约人发出通知，即已尽到对他人利益的关照义务。本来承诺迟到也非因可归责于要约人的原因而发生，在其为受要约人利益着想已为通知时，若再让其承担该通知的在途风险，则有过度之嫌。对于通知的时间要求，日本学者认为要约人应当立即向承诺人发出承诺迟延到达的通知，否则视为承诺没有迟到，契约成立；[15]《瑞士债法》第5条规定，“要约人应当不迟延地将此情况通知对方”；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59条规定的是“即发”通知；我国《合同法》第29条规定为“及时”，解释论上可解释为毫不迟延地进行通知，但立法论上可能尚有商榷的余地。[16]
因此，在要约人知道受要约人会相信承诺已按照正常进程适时到达时，若要约人未为及时通知，则承诺仍然有效，契约成立。[17]不过，契约系于承诺到达时成立，并不溯及至依通常情形承诺应到达之时。[18]契约成立，意味着给予受要约人原本可获得的东西，其履行利益获得了保障，相对于信赖利益损害赔偿而言，其可获得的利益通常更多一些。[19]对此，有德国学者提出强烈的批判，认为这里完全找不到将损害赔偿转换为履行责任的令人信服的理由，[20]并且表意人的信赖原本并非建立在另一方当事人任何行为之上，而是建立在所谓的“通常的运送情况下”，即一种处于收信人领域之外的情况。所以，表意人的信赖完全不值得保护。[21]笔者认为，该观点敏锐地发现了此处与其他信赖保护场景之不同。我国《合同法》第29条保护的虽是受要约人的合理信赖，但是信赖的发生与要约人无任何牵连，不仅要约人对信赖的发生无可归责性，而且信赖之发生已远远超出了要约人可能归责的范围。故实质上要约人所承担的并非信赖责任，从信赖责任的角度也确实找不到责任之基础。但正如前文所述，要约人通知义务的正当基础在于其负有积极避免他人可能正在遭受损失的义务，而不在于像信赖责任场合下的制造外观诱发他人产生信赖等情形。所以，要约人通知义务的设定虽然也是为了保护受要约人的信赖利益，但其发生基础却并非信赖原理，通知义务的发生机理更接近于侵权法理念。实际上，在价值判断上，即使是陌生人之间，若一方可以较低成本来避免他方的重大损害却不为之，也会招致负面评价并可进而引发相应的法效果。欧洲侵权法小组起草的《欧洲侵权法原则》甚至规定，在一方损害严重而另一方可容易地避免该损害时，发生保护他人免受损害之义务。[22]此种义务与要约人的通知义务，具有实质上的一致性。
由于我国《合同法》第29条规定已经将法律效果设定在一定的强度之上，故为了维持效果的妥当性，需要在构成要件层面提高要求，该条的适用范围因而会被适度限缩。限制的方法包括将要约人的可归责性提高到一定程度，以及要求受要约人不具有任何可归责性等。当然，此种限制的合理性，取决于是否存在其他法律构成可供补充，以及补充进来的法律构成本身的妥当性。如果没有可供援引的他项法律构成，解释论上则不得不扩张该条的辐射范围。可见，有关《合同法》第29条的解释论直接受到周边制度状况的影响。
三、《合同法》第29条与第42条的相互衔接与配合
上述《合同法》第29条的解释论会引发一定的问题，例如在因受要约人过失写错地址而导致承诺传递迟延的场合，因为已超出“其他原因”的范围，要约人未发承诺迟到通知，也不能依《合同法》第29条规定使承诺生效；但是，对要约人而言，其被评价的行为并不因传递迟延的原因不同而发生变化，要约人同样是知道受要约人会相信合同成立，而未发出通知以避免受要约人发生进一步的损失，法伦理上的负面评价依旧！这样，如果一种情形下导向合同成立，另一种情形下却没有任何负面法效果，则价值判断上显然已经失衡。而法效果妥当性之要求，则将我们的目光引向了缔约过失责任。
缔约过失责任是缔约人于缔约阶段因过错导致他方损害所应负的责任。该制度起源于德国判例法，并于2002年德国债法修订时被成文化。[23]我国1999年的《合同法》借鉴德国法，于第42条对缔约过失责任作了一般性的规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法上系因其侵权法较为狭窄才导致缔约过失责任的生成，而我国《民法通则》及《侵权责任法》对侵权行为责任采行的是如同法国法那样的一般条款规定，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故引入缔约过失责任的合理性值得怀疑。我国现行法上将缔约过失责任纳入侵权法并无实质性障碍。[24]不过缔约过失责任的不同体系定位并不影响这里的讨论。
我国学界未见关于《合同法》第29条定位的讨论。德国法上与之对应的是《德国民法典》第149条，德国学者将该条规定视为隐藏的缔约过失的特殊构成，[25]假设没有该条规定，则要约人通知迟延构成缔约过失，承诺人仅有消极利益损害赔偿请求权。[26]笔者认为，关于承诺传递迟延之规则，体系解释上无外乎三种可能，即法律行为的视角、侵权的视角和缔约过失的视角。从通知义务为合同前义务的角度来看，不履行通知义务似可构成缔约过失，但在法律效果上却是成立合同，与一般缔约过失责任不同；从能够以低成本来避免他人损失发生，却未为相应行为加以避免的角度来观察，侵权构成也不是不可能，只是效果安排上同样与侵权责任有异；从最终让合同成立的角度看，可认为是将未为通知视为对迟到承诺的默示认可，从而可采法律行为的构成。比较而言，法律行为构成更为可取一些，我国《合同法》第29条于形式上系将其纳入到合同框架下进行处理，虽然其实质上与缔约过失和侵权无异。在合同法中作这样的安排并不少见，所有不存在事实上的合意，而经由解释导出法律上合意之场合，均是以合同的形式来实现非合同责任。
从大的缔约背景来看，可以将我国《合同法》第29条视为自一般的缔约过失责任中抽取出来的一小部分，并采法律行为的构成，在法效果上作了特殊的安排。因此，当具体案型不能纳入《合同法》第29条规定的射程之中时，就会留待缔约过失责任制度来加以评价。[27]在前述因受要约人写错地址而致承诺传递迟延的案型中，对于要约人不为通知的法伦理上的负面评价，当然应当导向通知义务的发生，只是该通知义务并非《合同法》第29条项下的通知义务，而是《合同法》第42条规定意义上的通知义务。该通知义务的不履行并不导致承诺有效的结果，而是导向缔约过失所致损害的赔偿责任。这样安排的合理性在于，当受要约人对承诺迟到具有可归责性时，为其提供《合同法》第29条规定的法效果就有过度保护之嫌。在《合同法》第29条的框架下，缺少考量受要约人可归责性的空间，而将该情形置于《合同法》第42条规定之下，则可以充分考量双方当事人的可归责性程度，并在法效果上加以体现。
我国《合同法》第29条法效果的安排，为缔约阶段的受要约人提供了充分的保护，而对要约人则附加了其原本不愿承担的约束。这样的法效果安排，需要将其适用要件限定于受要约人无可归责性及要约人具较高程度的可归责性，才能保证法律适用的妥当性。所以在《合同法》第29条与第42条适用范围的分野上，宜将受要约人有可归责性的所有情形，以及要约人仅具有一定程度之下可归责性的情形，均纳入第42条的适用范围，而将第29条的适用范围限定于要约人明知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且受要约人无可归责性的情形。对于缺少对双方可归责性进行比较和权衡空间的《合同法》第29条规定，应通过要件设定对其适用范围予以限制，而所有需要对双方可归责性进行比较和权衡的案型，均被纳入《合同法》第42条规定的辐射范围之内。
因此当承诺传递迟延时，应适用《合同法》第42条而非该法第29条之规定的，至少应包括如下几种情况：因可归责于受要约人的原因而使得承诺传递迟延的，受要约人应当知道承诺传递迟延的，要约人因普通过失而不知受要约人会相信合同成立的。而在要约人非因过失而不知受要约人会相信合同成立，以及受要约人知道承诺传递迟延之事实的案型，均不适用《合同法》第29条和第42条之规定。在前者，要约人无可归责性，在后者，受要约人并无信赖之产生。
承诺传递迟延需适用《合同法》第42条之规定时，法律效果上为信赖利益损失赔偿义务的发生。应以要约人事实上收到承诺之时为起点来计算受要约人的信赖支出，在这之前发生的信赖支出与要约人行为之间无因果关系。而计算的终点应为受要约人知道承诺迟到事实之时，从该时点起，受要约人对合同成立不再有信赖可言，并且其应当开始采取措施以减少损失。信赖利益损失赔偿以履行利益为上限，但可以无限接近履行利益，[28]赔偿数额的确定需要考虑双方可归责性的程度，二者处于一种彼此相抵的状态。这样，在承诺传递迟延的情形之下，通过《合同法》第29条与第42条的相互衔接与配合，可以为不同量度的法评价提供相应强度的法效果。
四、结论
承诺传递迟延是承诺在途风险发生的表现之一，依到达主义，该风险应由承诺人承担。但是，基于对要约人明知他人误信合同成立而置之不理行为的负面评价，我国《合同法》第29条设立了要约人及时通知的义务，并将不履行通知义务的法律效果设定为合同成立，从而为受要约人提供了履行利益保障。由于《合同法》第29条没有留下权衡双方当事人可归责性的空间，并且法律效果已被设定于一定的强度之上，故解释论上需要严格规范《合同法》第29条的适用条件，限缩其适用范围。具体而言，应将要约人的可归责性要求提高到一定程度，同时要求受要约人没有任何可归责事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