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海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的决定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海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的决定
(2011年1月14日海南省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2011年1月14日海南省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66号公布 自2011年2月1日起施行)
海南省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对《海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二条修改为：“选举工作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切实保障选民行使选举权利。”
二、增加一条，作为第六条：“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经费，列入财政预算，由国库开支。”
三、将第七条、第十条合并为第八条，修改为：“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选举委员会由本辖区各政党组织、各人民团体和其他有关方面协商推选人员组成，设主任1人，副主任2至3人和委员若干人，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乡、民族乡、镇的选举委员会设主任1人，副主任1至2人和委员若干人，由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
“民族自治地方的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各民族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名额。”
“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为代表候选人的，应当辞去选举委员会的职务。”
“选举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理选举工作的日常事务。”
“选区设选举工作组，具体负责本选区的选举工作，设组长1人，副组长1人，成员若干人，由选举委员会决定。”
四、将第八条改为第九条，删除该条第九项“并根据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确认代表资格有效的代表”的规定，增加一项作为第十二项：“法律规定的其他职责”；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选举委员会应当及时公布选举信息。”
五、将第九条、第十一条合并为第十条。
六、将第十三条改为第十二条，修改为：“聚居境内同一少数民族的总人口数占境内总人口数30%以上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相当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
“聚居境内同一少数民族的总人口数不足境内总人口数15%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适当少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但不得少于1/2；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人口特少的自治县，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可以少于1/2。人口特少的其他聚居民族，至少应有代表1人。”
七、将第十五条改为第十四条，第一款删去：“根据《选举法》规定的‘便于召开会议、讨论问题和解决问题，并使各民族、各地区、各方面都能有适当的代表’的原则”。第一项修改为：“(一)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代表名额基数为120名，每5000人可以增加1名代表；人口超过165万的，代表总名额不得超过450名；人口不足5万的，代表总名额可以少于120名。”第二项修改为：“(二)乡、民族乡、镇的代表名额基数为40名，每1500人可以增加1名代表；但是，代表总名额不得超过160名；人口不足2000的，代表总名额可以少于40名” 。第三款修改为：“聚居的少数民族多或者人口居住分散的县、自治县、乡、民族乡，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代表名额可以另加5％。”
八、将第十八条改为第十七条，修改为：“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各选区的人口数，按照每一代表所代表的城乡人口数相同的原则，以及保证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都有适当数量代表的要求进行分配。人口特少的乡、民族乡、镇，至少应当有代表1人。”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的分配办法，由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定。”
九、将第十九条删去。
十、将第二十条改为第十八条，删去最后一句“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应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代表名额各为1至3人。”
十一、将第二十一条改为第十九条，修改为：“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基层代表，特别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代表；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并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比例。”
“归侨、侨眷人数较多的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应当有适当名额的归侨、侨眷代表。”
十二、将第二十二条改为第二十条，删去第一款最后一句“他们的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多于当地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
十三、将第二十四条改为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修改为：“本行政区域内各选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当大体相等。”
十四、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八条：“每一选民只能在一个选区进行选民登记。选民登记按下列办法进行：
（一）城镇的居民和农村的村民，在户口所在地的选区登记；
（二）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在校学生，在单位所在地的选区登记；
（三）中央、省、设区的市所属单位的职工，其领导机构与分支机构跨越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在所在地的选区登记；
（四）离退休人员在现居住地的选区登记，也可以在原工作单位所在地的选区登记；
在居住地出生，年满18周岁，因故未有户口者，可以在居住地进行选民登记，但不作为户口的依据。”
十五、删除第二十九条“用农历计算出生日期的，应当按公历换算”的规定。
十六、将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合并修改，作为第二十九条第一
款：“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流动选民，可以在现居住地进行选民登记：（一）在现居住地有固定工作，与用人单位所签订的劳动合同的期限为两年以上的；（二）在现居住地有购买住房或有两年以上的租赁住房合同的；（三）在现居住地连续居住满两年的”。 增加两款，分别作为第二款和第三款：“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可以设立流动人口参选登记站，发动流动选民主动登记。现居住地选举委员会对流动选民实行预登记后，应当主动告知其户籍所在地选举委员会。” “已经在现居住地选区参加过上次换届选举的，经核对资格后，可以不用再开具选民资格证明，继续在现居住地参加选举。”
十七、将第三十三条改为第三十一条，将“反革命案”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
十八、将第三十六条改为第三十四条，修改为：“对于公布的选民名单有不同意见的，可以在选民名单公布之日起5日内向选举委员会提出申诉，选举委员会对申诉意见，应当在3日内作出处理决定。申诉人如果对处理决定不服，可以在选举日的5日以前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在选举日前作出判决。人民法院的判决为最后决定。”
十九、将第三十八条改为第三十六条，修改为：“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可以联合或者单独向选举委员会推荐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选民10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推荐者应当向选举委员会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接受推荐的代表候选人应当向选举委员会如实提供个人身份、简历等基本情况。提供的基本情况不实的，选举委员会应当向选民通报。”
二十、将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二款、第四十二条合并为第三十七条，修改为：“正式代表候选人名额应当多于应选代表名额的1／3至1倍。具体数额由选举委员会确定。”
“凡是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和选民10人以上联名推荐的代表候选人，都应当列入代表候选人名单，选举委员会不得调换或者增减。”
“选举委员会汇总推荐情况后，将代表候选人名单及代表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在选举日的15日以前公布，并交各该选区的选民小组讨论、协商，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如果所提代表候选人的人数超过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最高差额比例，由选举委员会交各该选区的选民小组讨论、协商，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对正式代表候选人不能形成较为一致意见的，进行预选，根据预选时得票多少的顺序，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及代表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应当在选举日的7日以前公布。”
“按照推荐、讨论、协商的方式确定的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公布时按姓名笔画的顺序排列；经过预选确定的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公布时按得票多少的顺序排列。”
二十一、将第四十一条改为第三十八条，修改为：“选举委员会应当采取各种形式，实事求是地向选民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推荐代表候选人的政党、人民团体和选民可以在选民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选举委员会根据10名以上选民联名书面提出的要求，应当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由代表候选人介绍本人的情况，回答选民的问题。但是，在选举日应当停止代表候选人的介绍。”
二十二、将第四十三条改为第三十九条，修改为：“投票选举前，应当认真做好各项具体的准备工作：核实选民人数；印制选票；由选民推选监票人和计票人(正式代表候选人及其近亲属，不能担任监票人和计票人)；布置选举会场；制作投票箱；制订选举投票方法及注意事项；确定各选区选举工作人员。”
二十三、将第四十五条改为第四十一条，修改第二款为：“设立流动投票箱，在进行流动投票时，应当有2名以上监票人、2名以上计票工作人员同时一起活动。”同时，增加两款，作为第三、第四款：“选举一律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法。选举时应当设有秘密写票处。”“因患有疾病等原因行动不便或者居住分散并且交通不便的选民，可以在流动票箱进行投票。”
二十四、将第四十七条改为第四十三条，修改为：“选民在选举日外出，经选举委员会同意，可以书面委托其他选民代为投票。每一选民接受的委托不得超过3人，并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意愿代为投票。不能写选票的可以委托其他选民代写，1名选民最多只能代写3张选票。”
二十五、将第四十八条改为第四十四条，修改为：“选举机构应当组织选民在选举日当天到选举会场、投票站或者流动票箱投票。”
二十六、将第五十条改为第四十六条，修改为：“投票选举结束后，应当在选举日将选区选票汇齐，由总监票人和各投票站的监票人共同监督，当众开箱计票，以选区为单位向选民公布选举结果。计票结果和选举结果应当由监票人签字存档。”
二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七条：“公民不得同时担任两个以上无隶属关系的行政区域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二十八、将第五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对于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原选区选民50人以上联名，对于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原选区选民30人以上联名，可以向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罢免要求。”
二十九、将第五十三条第三款修改为：“罢免代表采用无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罢免代表的决议，应当报送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公告。”
三十、将第五十四条修改为：“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任期内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辞职，常务委员会接受辞职，应当经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接受代表辞职的，应当向原选区公告。”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书面提出辞职，人民代表大会接受辞职，应当经人民代表大会过半数的代表通过；接受代表辞职的，应当向原选区公告。”
三十一、将第五十六条改为第五十三条，删去第一款中的 “主席团”；第二款修改为：“补选出缺的代表时，代表候选人的名额应当多于或者等于应选代表的名额。补选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
三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六条：“主持选举的机构发现有破坏选举的行为或者收到对破坏选举行为的举报，应当及时依法调查处理；需要追究法律责任的，及时移送有关机关予以处理。”
此外，将第八章的章名修改为“选举程序”；将第九章的章名修改为“对代表的监督和罢免、辞职、补选” ；对章的序号、条文顺序和个别文字作了相应调整、修改。
本决定自2011年2月1日起施行。
《海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海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
(1989年11月30日海南省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6年2月1日海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海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1年1月14日海南省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海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以下简称《选举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接选举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结合我省情况，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选举工作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切实保障选民行使选举权利。
第三条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按选区由选民直接选出。
第四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办法》选举产生出席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第五条 旅居国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港、澳、台同胞在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期间在国内、境内的，可以参加原籍地或者出国、出境前居住地的选举。
第六条 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经费，列入财政预算，由国库开支。
第二章 选举工作机构
第七条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设立选举委员会，在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领导下，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省、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指导本行政区域内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
第八条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选举委员会由本辖区各政党组织、各人民团体和其他有关方面协商推选人员组成，设主任1人，副主任2至3人和委员若干人，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乡、民族乡、镇的选举委员会设主任1人，副主任1至2人和委员若干人，由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
民族自治地方的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各民族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名额。
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为代表候选人的，应当辞去选举委员会的职务。
选举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理选举工作的日常事务。
选区设选举工作组，具体负责本选区的选举工作，设组长1人，副组长1人，成员若干人，由选举委员会决定。
第九条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选举委员会的职责：
（一）宣传贯彻《选举法》、本实施细则和有关选举的规定；
（二）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三）制定选举工作计划，确定选举日期，培训选举工作人员；
（四）划分选区，分配各选区应选代表的名额；
（五）指导选民登记，审查选民资格，公布选民名单；
（六）受理对选民名单不同意见的申诉并作出决定；受理对选举中违法行为的控告和检举；
（七）组织推荐代表候选人，汇总公布选民和各政党、各人民团体推荐的代表候选人名单，向选民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并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和公布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
（八）印制选民登记表、选民证、代表当选证、选票和其他表册，编制选举经费预算，负责选举经费的管理和使用；
（九）确定选举结果是否有效，登记和公布当选代表名单；
（十）颁发代表当选证书；
（十一）向上级作选举工作报告，填写选举工作情况报表；选举工作结束后，将有关选举文件、表册、印章分别交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存档。
（十二）法律规定的其他职责。
选举委员会应当及时公布选举信息。
第十条 各级选举委员会和选举工作办公室的印章，县级的由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发，乡、民族乡、镇的由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发。
选举工作结束后，选举工作机构自行撤销。
第三章 各少数民族的选举
第十一条 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每一聚居村都应当有1名以上的少数民族代表参加当地的人民代表大会。人口特少的可以两三个村合并选1名少数民族代表。
散居的少数民族应选当地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少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
第十二条 聚居境内同一少数民族的总人口数占境内总人口数30%以上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相当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
聚居境内同一少数民族的总人口数不足境内总人口数15%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适当少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但不得少于1/2；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人口特少的自治县，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可以少于1/2。人口特少的其他聚居民族，至少应有代表1人。
第十三条 有少数民族聚居的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按照当地的民族关系和居住状况，各少数民族可以单独选举，也可以联合选举。
其他选举事项，按本实施细则有关条款办理。
第四章 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 按照下列规定确定：
（一）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代表名额基数为120名，每5000人可以增加1名代表；人口超过165万的，代表总名额不得超过450名；人口不足5万的，代表总名额可以少于120名。
（二） 乡、民族乡、镇的代表名额基数为40名，每1500人可以增加1名代表；但是，代表总名额不得超过160名；人口不足2000的，代表总名额可以少于40名。
按照前款规定的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基数与按人口数增加的代表数相加即为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总名额。
聚居的少数民族多或者人口居住分散的县、自治县、乡、民族乡，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代表名额可以另加5％。
本行政区域内总人口数按常住户人口数计算。
第十五条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具体名额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本细则确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具体名额由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本细则确定，报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十六条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总名额经确定后，不再变动。如果由于行政区划变动或者由于重大工程建设等原因造成人口较大变动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总名额依照本细则的规定重新确定。
第十七条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各选区的人口数，按照每一代表所代表的城乡人口数相同的原则，以及保证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都有适当数量代表的要求进行分配。人口特少的乡、民族乡、镇，至少应有代表1人。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的分配办法，由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定。
第十八条 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应选的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同当地驻军、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协商确定。
第十九条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基层代表，特别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代表；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并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比例。
归侨、侨眷人数较多的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应当有适当名额的归侨、侨眷代表。
第二十条 设在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行政区域内，属于上级管辖的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应选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由驻在地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选举委员会与这些单位协商确定。
设在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内的国营农（林）场，应选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驻在地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选举委员会同国营农（林）场协商确定。
第二十一条 设在乡、民族乡、镇的不属于县级以下人民政府领导的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可以只参加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不参加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设在市区、县城内的乡、民族乡、镇的机关和所属企业、事业单位，回其乡、镇参加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第五章 选区的划分
第二十二条 选区划分应当便于选民参加选举活动和了解代表候选人，便于代表联系选民和选民对代表的监督、罢免、补选。选区大小的划分以选出1至3名代表为原则。
本行政区域内各选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当大体相等。
第二十三条 直接选举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时，农村一般以村民委员会为单位划选区，城镇一般以居民委员会为单位划选区，选民不足以划为一个选区的，也可以与邻近单位合并划为一个选区；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可以单独或者联合划分选区。
第二十四条 乡、民族乡、镇选举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可以参照第二十三条规定划分选区。
第二十五条 各少数民族聚居地方，根据《选举法》第二十一条，各少数民族单独选举时，单独划分选区；联合选举时，联合划分选区。
第六章 选民登记
第二十六条 选民登记采取一次登记选民资格长期有效的办法，每次选举前只对上次选举以后新满18周岁的，恢复政治权利的选民予以登记；对迁入本选区的选民列入选民名单；对迁出本选区的、死亡和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从选民名单中除名。
第二十七条 选民登记按选区进行。选民年满18周岁的年龄计算，以当地选举日为截止日。
第二十八条 每一选民只能在一个选区进行选民登记。选民登记按下列办法进行：
（一）城镇的居民和农村的村民，在户口所在地的选区登记；
（二）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在校学生，在单位所在地的选区登记；
（三）中央、省、设区的市所属单位的职工，其领导机构与分支机构跨越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在所在地的选区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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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谈“婚内强奸”问题
秦旭东
“婚内强奸”是近年来法学界讨论得较为热闹的一个问题，本文试图从夫妻间的法律关系、“婚内强奸”问题在中国的特殊意义和相关刑法规范及司法实践三个方面来谈谈这个问题，虽有“漫谈”之嫌，但因水平有限，只得勉而为之。
一、从“夫妻同体”到“夫妻别体”
关于婚姻、爱情，西方有这样的传说：男女曾为一体，上帝把他们分开，推入茫茫人世。从此，双方都在等待或追寻自己的另一半，通过爱情和婚姻，他们又合二为一。中国古代儒学认为阳与阴、乾与坤、夫与妻相互对应，在天人合一中，自有“夫妻一体”之说。从法律人的眼光来看，这当然不仅仅是浪漫的故事，其间表明了古代社会对夫妻间法律关系的态度，此即所谓夫妻同体主义。它是指男女双方结婚之后不再保持各自独立的人格，而是夫妻合为一体，人格互相吸收。
实际上，在男尊女卑、男权处于支配地位的古代社会，基以宗法制度的夫妻同体主义，绝不像爱情宣言中的那样浪漫和温情脉脉，它不是双方人格对等的溶合，不是“夫妻人格互相吸收”，而不过是妻子的人格为丈夫所吸收，它确定了妻子对丈夫的依附和屈从的地位。中国古代的礼法中，“夫为妻纲”是必须恪守的准则；早期罗马法规定，妻子进入夫家之后便成为“家女”，必须服从新的“家父”，而丈夫则可以是妻子的“家父”；古印度《摩奴法典》宣布丈夫可以是“监护人”而妇女只能“服从其从属者的权力”。（１）
在夫妻同体主义思想下，在法律上没有妻子独立的意志，也就无所谓“婚内强奸”之说。
西方法学著作一般认为，罗马法后期的所谓“略式婚”，即“无夫权婚姻”实际上开了夫妻别体主义之源。它虽然主要是针对夫妻间的财产问题而言的，但“经济问题是个大问题”，妻子如果在财产上取得了独立地位，将为其独立的法律人格奠定基础。近代资产阶级在反封建中提出“婚姻契约论”，倡导夫妻别体主义，主张夫妻人格独立，在婚姻生活中各享有其权利，各承担其义务。在作为夫妻关系之重要内容的配偶权或者同居义务这一问题上，西方社会的传统观念坚持女方承诺论（２），即根据婚姻契约，妻子已经事先承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服从丈夫的性要求，丈夫不需要在每一次性生活前都必须征得妻子的同意。因此，迄今为止，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将非婚姻关系作为强奸罪的前提。比如，在德国、法国、奥地利、瑞士、加拿大、泰国等国，丈夫对妻子都不可能构成强奸罪。
夫妻别体主义无疑代表了一股进步潮流，然而，这种所谓的承诺论却是值得怀疑的。现代社会确立了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等原则，赋予了女性人格独立和人身自由的法律保障。在契约婚姻中，夫妻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均是对等而存在的，妻子对丈夫的同居义务必须建立在其自主自愿的基础上，不能由妇女在缔结婚姻时的自由选择权吸附其在婚姻存续期间进行性生活的自主权，即妻子在婚姻契约中并没有作出“女方承诺论”中所说的那种承诺。每个人的自由权在合法的范围内是一直存续的，如果女子在契约婚姻上的“一诺千金”的代价是把自己在同居生活中的独立人格和意志拱手让由丈夫去支配，则显然违背了契约的自由意志、自主选择的本质，这是对“从身份到契约”的进步的逆退，是不符合现代社会的文明发展要求的。
之所以在夫妻间的法律关系喋喋不休地来谈，是因为丈夫违背妻子的意志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的行为的最大特点，亦即它与一般人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的唯一区别，就在于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有一层特殊的关系－－夫妻关系，这也是“婚内强奸问题”何以成为“问题”之所在。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坚定不移地认为：从现代社会夫妻间的法律关系来看，否认丈夫对妻子犯强奸罪之可能于理于法都是不合适的。
二、“婚内强奸”问题之“中国特色”
婚内强奸作为家庭暴力的主要表现之一，是随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女权主义的再度兴起而在西方社会引起广泛关注的。中国自七十年代末进行改革开放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对人权、平等、发展与和平的重视，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我国刑法上没有明确排除在婚内发生强奸的可能性，但在理论界通行的观点和司法实践中实际的做法却是基本上倾向于否定婚内强奸之存在。有学者敏锐地观察到婚内强奸在中国所反映的问题的复杂性和婚内强奸问题在今日之中国的提出与在西方国家和世界上其它地方相比的特殊涵义（３）。
李（？）认为，婚内强奸问题（在中国）“反映了原有的民族文化（有关婚姻和性的行为方式及观念）和引进、移植的西方法律（法律的范型、具体的规定、法律的思维方式及价值观念）及现存的社会制度性结构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作为异质文化的组成部分传入的女权主义观点的影响之间的交互作用”。
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性结构以人伦和宗法为基础，个人是属于家庭、家族的，女子除此之外还要“以夫为纲”。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人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制度”，是束缚人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这种传统的积淀虽然自近代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日渐走向式微，但它至今仍是根深缔固的，尤其在广大农村影响深远。
李（？）教授认为，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在 晚发外生型现代化过程中一度中断了这一过程，“于封闭 和市场极度式微的状态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制度性结构和规制及人的行为方式与观念。”中国的社会在结构上表现为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法律设立了身份制度和职责概念，以规范为基本范畴，制裁违法行为是为了整体对秩序的要求，法律只是统治与治理的工具。新中国把个人以家庭（家庭）中解放出来，又用国家取代之建立了新的更为有力的整体，新的社会整合将个人纳入一个所谓的单位社会中。法律和政策确立了婚姻自由原则，男女平等原则，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合法权益原则，但这一切是建立在比法律明文规定的“平等”更高的原则－－整体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的基础上的。强奸是法律重拳打击的对象，但“婚内强奸”又成为一个“盲点”（法律看不到的地方）。解释有多种多样，“在司法实践中，对丈夫用强制手段与妻子发生性行为不作刑事追究，有利于家庭和社会稳定，也符合我国国情”。（４）“夫妻双方同居，过性生活，既是夫妻双方享有的权利，也是夫妻双方所负的义务”，“只要夫妻关系存在，相互之间所发生的性行为即是合法的”。“丈夫与妻子进行性行为，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作为妻子，有义务应丈夫的要求与其进行性行为”。丈夫强制性与妻子发生性行为，“虽手段不当”而“不属非法”。（５）即使丈夫使用暴力，情节十分恶劣，行为造成严重后果，也不构成强奸罪，而以虐待罪、伤害罪等其他罪名论处。更有一个案例（６），甲男与乙女建立了恋爱关系，为申请住房履行了结婚登记手续，但未同居。后申请住房未果，乙女又发现甲男隐瞒了年龄，双方发生争执，乙女要求离婚。甲男在向法院询问得知“履行结婚登记后即为合法夫妻”后，将乙女骗至其住处，使用暴力强行将乙女奸污。对这样严重侵犯妇女人身权利的行为，编者的结论居然是甲男犯“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
一部符合法治社会要求的刑法，应当以追求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两大功能为要，并尽可能寻求这两者的最佳结合，而不应该有过大的偏向。以上所言的夫妻双方同居的“权利义务”论与前述的女方承诺论如出一辙，而所谓的“有利于家庭和社会稳定，也符合我国国情”是根本无法立足的。难道为了所谓的“稳定”，以“国情”为由，就可以无视个体的独立人格和尊严吗？在“稳定压倒一切”、“整体利益至上”的观念下，个体的权利遭受漠视，权利、义务的概念也往往发生扭曲。权利意味着一种自主选择行为方式的可能，每个人都能做出自主选择，只要他不侵犯别人同等的自由选择空间；行为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时，只有合意才能使行为获得合法性支持。从这个角度讲，对“婚内强奸”问题的反思，就具有了更深层次上的意义，它有可能带来“新的启蒙”，这种启蒙不但要涤荡千百年沉积下来的诸如男尊女卑之类的封建残余，更要清理半个世纪前以来形成的传统－－所谓的“新制度文明”中的有悖于法治精神的成份。伴随保障妇女自由权利（在婚内强奸问题上即是妇女性的自由选择权）带来的启蒙，我们可以唤醒人们沉睡已久的独立意识、自主意识，可以加速构建一个以权利为根基的现代法治社会的进程。尽管现代西方社会的个人本位主义已有向社会本位嬗变的趋势，但鉴于中国“国情”，我们的“底子太薄”，必须补上这一课，才能建设稳固的法治大厦。
三、刑法规范和司法实践上的依据
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条明文规定，强奸罪是“以暴力、胁迫或者其它手段强奸妇女的”。它的本质特征就在于违背妇女意志，它侵犯的客体是“妇女性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即妇女依照自己的意志决定正当性行为的权利。争论主要在犯罪的主体上。由此罪的性质决定，它的犯罪主体一般是男子，妇女仅可能在共同犯罪中成为强奸罪的教唆犯或者从犯。目前我国的法律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均没有特殊或例外的规定或说明，把丈夫排除在强奸罪的犯罪主体之外。按照罪刑法定的原则，我们同样也没有理由把法无明文规定排除的斥于法律明文规定之外。更重要也是最核心的还在于，承认婚内强奸在法律上的存在，乃是充分保障妇女权益的需要，这与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权保障的价值内涵是不谋而合的。
承认“婚内强奸”，并不是说丈夫在任何情况下只要违背妻子意志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就能够成强奸罪。依刑法第十三条的精神，只有行为完全具备犯罪所需的法定的构成要件才能构成犯罪，如果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婚内强奸涉及夫妻之间的特殊关系，一般又是极为隐秘的行为，需要保合考虑人保障权和维护家庭、社会利益以及司法实践中具体操作的问题。
有学者提出的一种观点基本上值得肯定（７）。他们认为，我国婚姻法规定婚姻以夫妻间的感情为基础，性关系是夫妻间感情的生理基础，是婚姻关系的重要内容。丈夫违背妻子意志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的行为一般不违法（？），更不构成犯罪，但这种行为并非可以肆意妄为而不受任何限制，一旦超出感情可以容忍的领域则可能构成犯罪。构成犯罪的一般限于两种情况：一是丈夫违背妻子意志，以暴力手段强行与妻子发生性行为，并以此为手段长期对妻子进行性虐待，情节恶劣的，可认定为虐待罪。二是夫妻感情已经破裂或本无感情，婚姻关系名存实亡，丈夫违背妻子意志以暴力手段强行与妻子发生性行为，在两种情况下可认定为强奸罪：双方虽已登记结婚，但并无感情，并尚未同居，也未发生过性行为的，或者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并且长期分居的。
这种办法有充分的法律依据，较合乎情理，在司法实践中也容易把握，但也有值得产同确之处。首先是在第一种情况中，如果丈夫对妻子长期进行性虐待，认定为虐待罪是合适的。但如果丈夫的行为不具有虐待罪所需的在一定时间内经常实施，持续实施的特点，而又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不处理不行的”，就不能定虐待罪，而只能也必须以强奸罪论处。另外，第二种情况还应包括夫妻感情破裂，已发生离婚纠纷，特别是进入离婚诉讼过程的。
有的观点认为婚内强奸是隐秘行为，难于取证。还有人担心允许妻子控告丈夫强奸可能导致妻子随意以控告丈夫强奸来要挟或报复丈夫，甚至可能助长妻子捍造事实或歪曲夫妻生活的真相，使其报复手段合法化，从而造成男方人人自危，不利于婚姻的和谐和家庭的稳定。其实，取证困难并不能成为否认婚内强奸的理由，这只是刑事侦察和司法鉴证中的问题。任何刑事诉讼都可能面临这一问题，如果以取证难易与否来决定是否确认一种犯罪，则完全违背了刑法作为一种法律规范的性质。一切要以刑法的功能、目的和任务来定，而不是因为对一种“犯罪”容易取证才确定之为犯罪。
至于担心来自女方的报复，也是不足为由的。刑事诉讼是严肃和利害攸关的事情，任何一个具有理性的人都不会视之为儿戏而随意用之来作为要挟和报复的工具。夫妻关系是以感情为基础的，一个存在于仍有感情基础的婚姻关系之中的妇女，当然不会用如此恶毒的方式去要挟或报复她的丈夫的，承认婚内强奸顶多能够为她提供一个开一个“很刁”的玩笑来“警告”其丈夫的机会。至于处于感情已破裂，婚姻关系已名存实亡之中的妇女，以控告丈夫强好作为一个可能性选择来保护自己合法权益，根本不可能出现“不利于婚姻的和谐和家庭的稳定”的情节。而捍造事实、歪曲真相来借故报复的情况，则是在其他刑事诉讼中也有可能出现的。只要法院根据严格，科学的司法程序操作，就不会接受那些子虚乌有的控告。因此，那种担心是不必的，也是没有多大说服力的。
四、后话
婚内强奸是否存在作为一个在刑法界一直有争议的问题，时至今日，持否定态度的论点已被越来越多的法学家所抛弃，而持肯定态度的论点正在被采纳。１９９７年，上海市青浦区法院对一起离婚中丈夫违背妻子意志用暴力手段强行与妻子进行性行为的案子作出了丈夫构成强奸罪的判决。该案中的检察官陈为明认为，法律只给予夫妻双方平等地自愿地享受性生活的权利，法律并没有给予其中一方以暴力的形式强迫他人而行使其性权利的权利。梁根林副教授针对此案，呼吁最高司法机关“本着对法律的本质的、实质性的理解，本着尊重法律、尊重妇女、维护社会治安的实质精神”，来对强奸罪作出适当的解释，以弥补因刑法无明文规定而给司法机关适用法律时留下的过大的空间，而不能任由“各地，特别是各个区县的基层法院、基层司法机关根据各自的理解去解决”。（８）我想，倘能如此，“婚内强奸”问题便算有了个初步的解决，至于本文第二部分中所言的那些或许已“上纲上限”的问题，还会引起人们更多的思考。
参注：
①参见杨大文主编《亲属法》，法律出版社。
②参见《法学》２０００年第３期，张贤钰，《评婚内无奸》。
③参见李遁《个体权利与整体利益关系－－婚内强奸在中国的法律学分析》，载于《刑事法判解》１９９９第一卷，张兴良主编，法律出版社。
④参见《刑事犯罪案例丛书·强奸罪·奸淫幼女罪》，中国检察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⑤参见《新中国刑法的理论与实践》，高铭暄等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
⑥参见《刑法学案例选编》，高铭暄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出版。
⑦参见《新刑法案例释解》，刘家琛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
⑧见《法制日报》２０００年６月３日，“媒体互动·今日说法”。
原载北大法律信息网
